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秦志伟 发布时间:2015-11-11
随着现代化带来的城市环境、生态资源等问题越来越为世人所知,人类正在进入一个重新认识乡村价值、呼唤乡村设计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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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志伟
赶车、杀猪、担水、卖豆腐、舞社火、庙会、宗祀……这本来是离我们并不久远的乡村生活。如今,这种生活正如一帧泛黄的旧年画,被一圈圈卷起,以此为依托的乡村,也正逐渐走出社会大众的视线。而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发起的“护村运动”也开始了。
近日,“世界绿色设计组织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在京成立,其成员单位都是代表最高学术水平的科研院所,包括中科院地理资源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等。该委员会一经成立,就举行了以“乡村遗产与乡村设计:从历史到未来”为主题的首届“世界乡村发展论坛”。
由此,社会大众对乡村这个人类文明发祥地的种种记忆又被勾起。而且随着现代化带来的城市环境、生态资源等问题越来越为世人所知,人类正在进入一个重新认识乡村价值、呼唤乡村设计的新时期。
拯救乡村的“呐喊”
河北省沽源县二龙山村是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自然村,所在地域气候寒冷、多风、干旱,老百姓种植胡麻、莜麦、土豆等大田作物,靠天吃饭。据村主任刘树海介绍,以前村里有150多口人,“这些年都进城了,只剩下10户,不到30口人”。
“都走了,剩下的不到30口人,其中20多口人在60岁以上,他们丧失劳动能力,又有低保,所以留在了村里。”刘树海说。
如今,在中国大地上,像二龙山村这样的自然村庄不在少数。多数中国乡村是“993861部队”的天下,也就是老人的乡村,是留守女人的乡村,是留守儿童的乡村。
15年前,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5年前,中国自然村的数量降到了270万个;而如今,中国的自然村只剩200万个左右。每一天,中国都有上百个村庄消失。自然村缘何消失得如此之快?“村”到底去哪儿了?
“留住美丽乡村”,这是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为此发出的呐喊。在2014年底,他出版了《留住美丽乡村——乡村存在的价值》一书,开篇便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
随后,朱启臻就在微信朋友圈连载47篇关于“农民为何离开土地”的文章,其中包括“农业离不开农民,农村也不能没有农户”“常常见到有人歧视农民,至今没有见到有人歧视农产品”等论断。
与此同时,中国大地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然而,新农村应该是什么样子?
2011年9月,以“新农村、新中国”为主题的华西村形象宣传片亮相美国纽约时代广场。“高楼”和“厂房”取代“农舍”“炊烟”“小河”“荷塘”成为宣传主调,俨然一个现代化的城市。2011年10月8日,媒体发布了江苏华西村60层国际大酒店及“价值三亿元”的一吨重金牛的照片以及华西村GDP增长的辉煌历史。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怀疑:这就是所谓的新农村吗?
在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副主任张孝德看来,我们的古村携带着中华文明的密码,不是单纯的建筑。“中国保留了世界上寿命最长、最完善、发展程度最成熟的五千年乡村村落,它浓缩着中华民族民俗的文明历史。我近几年调研发现,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不仅仅在书本上。”
生态文明转型的载体
新当选的世界绿色设计组织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温铁军表示,工业文明的进程,使得中国人口和资源的关系高度紧张,经济高速发展使资源环境和人文社会承受巨大的代价。在中国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农业社会是其最重要的载体。
尽管“生态文明”的发展思路早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就已被提出,但温铁军认为,目前的文化遗产保护面临严峻挑战。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杜晓帆教授也坦承,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谈文化遗产保护“有时候很尴尬”。他说,在地方上的专家会议中,当地领导想知道的往往是“怎么样在没有增量的情况下,从存量挤出建设用地”以及如何在经济上支撑当地发展。
“至于文化,是很重要,地方领导也认为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可能没有能力去管文化。”杜晓帆说,“到年底,可能很多公务员的工资都快成问题,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首先要解决发展问题。”
美国占人口3%~5%的农场主不但为整个国家提供粮食,还有大量余粮出口。反观中国,非城市户口人口仍占70%,如今对土地的投入回报甚至已不足以养活农民自己。原因何在?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的。”费孝通80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仍适用。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中国社会性质断定为乡土社会,而构成乡土社会的基础单位就是村落,从三家村到几千户的大村。
毋庸置疑,乡村是人伦道德、文化传承的根基。国学大师梁漱溟的“新农村图卷”强调精英回归。
在梁漱溟看来,学习西方的过程,先是学技术,再学制度,学来学去的结果是西方的优点没学来,中国自身的优势却丧失殆尽,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农村破产。“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农村开始,乡村重建应建立在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乡土文明的传承和乡土文化的复兴,以其作为载体,来支撑我们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温铁军说。
政策要体现“以村民为主”
众所周知,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乡土文明传承的重要内容。与会专家认为,目前的乡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仍面临“文化认同缺失、资本主导、单一化、主体错位”等一系列问题。要突破这些瓶颈,就需要明确“文化遗产保护是为了谁”这一关键问题。
中科院地理资源研究员闵庆文指出,社会资本的参与,反而让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加困难。很多作为文化遗产的古村落,在企业进入以后,由于重建成本远小于保护成本,于是整个村庄被完全改造和重建,成为了单一化的景区,其文化遗产价值完全泯灭。
杜晓帆介绍了一个他参与过的贵州村庄保护项目。该项目是由国内外的基金会支持当地村民,保留传统建筑及造纸手工业。但这些年来,“希望保留的这些部分越来越少”,村民本身对乡村文化缺少认同,杜晓帆解释当地居民的心态是,“只要有钱,村民什么都可以做”。而在四川的一个村庄保护案例也显示,唯有当文化遗产能带来旅游收益时,村民才对这种“保护”感到满意。
“我在想,我们保留这个村子究竟是为了谁?”杜晓帆说,如果“仅仅是为了游客”才保留村庄原始的美学形态和生活方式,“很难真正打动每一个村民去发自内心地保护自己的文化”。这样做的结果,和重新建成千篇一律的村庄,本质上不会有太大区别。
对于保存乡村文明“究竟以谁为主”的问题,专家认为,乡村建设应该“以村民为主体”,让村民表达自己的意愿,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供需脱节。
曾任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的夏铸九强调,在农村环境的改善过程中,要实地解决农民现实生活及可持续的绿色环境问题,而不能仅单纯考量所谓美学的品位,因为它“往往是都市价值的再现”。
中国近代历史的逻辑告诉人们一个真理:谁赢得了农民,谁就最终赢得了中国。
《中国科学报》 (2015-11-11 第5版 农业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