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以平 黄永平　  黄秉维先生的两位女儿

我们无从寻找到足以成为"故事"的往事，然而他那从不喧哗的一世，时间的长河明示了他做人的风范、品格。

在几十年的岁月中，我们经常能触到父亲对许多人的感怀。他从不忘却众多的兄弟姐妹，众多的朋友和同事。

记得在我们童年时，家中收到一封电报，父亲失声痛哭。我们惊异地发现父亲原来也会哭，而且是那样的悲伤。后来才知，是公公(姥姥的妹夫)去世了。父亲说，日本侵占逃难时，公公曾经给予帮助，父亲牢牢记着。

几十年来的春节，我们知道惟一纳入他安排的，是探望已去世朋友的遗孀。这是他很稀少地拜访中从不忘记的，对朋友的绵绵长意直到他八十七岁生命的尽头。

地理所食堂一位职工去世，他执意要参加追悼会，高龄的父亲在场最为动容悲憾。每一个和父亲生命相交错的人，父亲都自然而然地给予尊重和珍惜。

母亲在世时，父亲不过问家事，家中事都是由母亲操持。以平五岁时，全家从上海搬迁北京，父亲带她先行一步赴京。在火车上，夜晚以平醒来，要上厕所，恰逢火车到站，卫生间暂时不开放。在等待的时间里，就又睡过去了，谁知当时还不谙世事的以平尿床了。想起来，这是多么讨厌麻烦的事情。以平很是害怕，然而父亲像是发生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一样，平静地去处理。在以平幼小的心灵中，此桩事印象深刻，疏于家事的父亲，碰到如此棘手之事，如此平静。而当我们成年后，出现过错，等待斥责时，等来的只是沉默，沉默之后，他总是平静地说一声："走吧，早点休息。"我们能体会到父亲当时的伤心、原谅、信任，这是比语言更冲击人心的感触。对于知错的人，给予宽容和信任是多么的重要。

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暑假，以平陪父亲去长春开会，后登长白山。山上有一工作站，工作站有一留言薄，在翻看中看到，所有的人都只是书写感谢工作站的热情接待；只有父亲用了很长篇幅诚挚激情地赞赏了工作站的工作，对他们工作的难度和艰辛很是理解，对此表示了深深的敬意。他还兴致勃勃地进入原始森林考察，使我们在长白山的巍峨雄姿中，也见到了一位老人对科学工作者与自然交融的情怀。

父亲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数年后，他辞去了此职务，他告诉我们："有很多事是我不了解也不懂的，我怎么去支持和反对?"在历次知识分子改造中，几经磨难，父亲未成为"政治"脸谱式的人，始终保持一位学者的良知和求实的风范。

永平家离父亲家较远，父亲几次生病出院后永平常来看望父亲，父亲总是说："你上班这么忙，不用来看我。"每次永平离开父亲家都较晚了，父亲总是说，到家后来个电话，报个平安。有时永平在路上有耽搁，父亲就急切地打电话询问，简单的一句话、一件事，却饱含父亲的牵挂和深情。父亲就是这样，他心里总是在想着别人，然而他自己却是应该受人照顾的八十高龄的老人啊!

1997年以平的丈夫绍嘉身患重病，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况愈下，以平须负起照料的职责。此中父亲也曾患病住院，出院后在以平家休养。数月后，父亲坚持要回家。他十分痛心地告诉永平，他看到绍嘉的状况，心中难受，同时也不愿加重以平的负担。我们明白，他从来将他人的苦难体验甚深，对子女后辈亦如，而不考虑自己。

父亲回到家后，仍深深地惦念着。每天打电话，问及一切。令人难忘的是，父亲多次在人们夜晚已归、街上车辆较为稀少时，自己一人走到以平家前来看望。那已是八十六岁的高龄，且是患病初愈。每次以平要送他，他却放心不下绍嘉，都固执地拒绝。在月色中，看着父亲小心地拄着拐杖，一步步远去的身影，是怎样的牵挂让他放心不下，他牵挂而来，又牵挂而去。他倾其所有帮助我们，毫不吝惜。从没有对这样的处境，流露丝毫怨天尤人之感。他深知女儿义不容辞的大于天的责任，任何的怯懦都是良知的缺乏。

2000年，父亲住院很快就病情严重，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之下，切开喉管，上了呼吸机，鼻孔插了胃管，身上插了好几条管子。他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不能动。我们无法想像意识十分清醒的父亲，是如何用那种超人的意志力，平静地接受了这让人痛苦不已的现实。他只要看到以平在他的身旁，就摆手让她回去，担心绍嘉没有人照顾。由于绍嘉病重，以平有两天没去医院，父亲又挣扎着用颤抖的手，写下马绍嘉三个字，担心他是否有何情况。医生护士的每次治疗和查房，特护和护工的每次护理，他都十分吃力地举起孱弱的双手作揖，以示感谢。我们的孩子去看望他，他就露出笑容表示亲切。他感到死神临近，特别清楚还有未交代之事，他断断续续写下了只言片语，饱含他的爱、他的担忧。难以想像，在他最难以承受的病痛之苦的最后日子里，心间仍是满怀着对人的爱，对他人生命价值的绝对尊重，对自己生死苦难的泰然。

父亲一生生活节俭，不贪安逸，不慕名利，酷爱读书。书是父亲的亲密伴侣，它们让父亲的一生是那样的充实，很难想像离开了书，父亲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

父亲的睡眠很少，一般都在凌晨4时左右才睡觉。在夜深人静人们进入梦乡之时，父亲却在浩瀚的书海中遨游。他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几十年如一日。

父亲是那样地爱读书、爱事业。他爱喜欢读书的人、爱热爱工作学习的人。这，深深地渗透在父亲的人生中。

父亲有一个非常幽默的"尊称"，即"两条腿的书架子"。这里有两个含义，一是父亲知识渊博，德高望重，在与他交往中，仿佛可以漫步在广阔的知识的海洋，从中获取知识和人生的真谛。另一方面，父亲无论是开会，是出差，是赴宴，甚至上厕所，他都要背一书包书，走到哪里，背到哪里，看到哪里。让他少带一点书，他却说这些书都是他要用的。和父亲一起出差、开会的同志，一般都比较辛苦，因为父亲总是要带许多书，少则用书包，多则用皮箱，大家都会主动帮他忙的。记得1993年父亲一行去三峡考察，当时帮父亲"拎包"的是现在的原科技部徐冠华部长，现在想起来真不好意思，可把徐先生累坏了。父亲装书的背包或提箱，至少有10个背带被搞断了。 '

在"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和排挤，我家住房被挤占，一个单元里住了四家，嘈杂混乱，难以保证基本的生活、工作条件。粉碎"四人帮"后，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生活及工作条件，院里拟将我家调至位于三里河，其环境和结构都很不错的新建房。这对我们家是件大喜事当时母亲身体不好，非常需要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小孩当然更加高兴。为此事父亲思前想后与母亲商量，最后决定不搬。主要原因是三里河距离中科院图书馆较远，父亲看书不方便。父亲历来十分关注全球的政治、经济、科技动态，他一方面是看报纸，另一方面是看书，看书则主要是去院图书馆和所图书馆。院图和所图有关书籍，父亲通常是第一个拜读者。这一点，父亲的同事和朋友都了解，母亲也非常理解，深知父亲与书的情结，便同意了父亲的意见。我们个个都撅嘴，但也没有办法，只有顺从。就这样，我家与其他三家又继续合住了5～6年，直到科学院建了新楼，我家才搬到了黄庄的新房。可惜的是，我们在搬新房的前一年，母亲就因病去世了，父亲为此深感遗憾。

中科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多数都认识父亲，因为父亲经常光顾院图，一去就是一天。院图书馆的同志都很照顾父亲，父亲经常看书看忘了时间，但他们从不打扰父亲，默默地留下人陪着，直至父亲离开。有一件事可以证明，父亲与院图有着深厚的感情。父亲被邀请参加庆典和授予证书等方面的活动是很多的，但父亲一般都不太参加。1995年，父亲被授予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名誉通讯院士，英方邀请他去英国接受英国女王的授予仪式，规格是很高的，但是父亲认为只是单纯领证书，没有学术意义，他婉言谢绝，而是请当时在英国考察的同事代领了。但是，院图书馆邀请父亲参加新建图书馆的开工奠基仪式，父亲欣然参加。他说，书是人类的朋友，是知识的源泉，建设院图、改善环境、扩充库存、造福人类，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大好事。2002年6月，院图书馆开通运行，优良的环境、先进的设备、科学的管理，父亲如果在世会是很兴奋的，遗憾的是父亲不能亲身体验了。

为了能够看书，父亲做了白内障手术。术后，医生嘱咐绝对保证休息，不能打开纱布，更不能看书。谁知父亲按捺不住，"偷偷"掀开纱布看书看报，结果被护士发现，"严肃"地批评了他。实际上却真的影响了眼睛的恢复，后来又补做了一个小手术，才得以正常恢复。

父亲一生俭朴，衣食无求。他想不起给儿女儿孙们购吃穿，但是无论谁学习上有愿望，他就亲自去买所需的书和用品，那时他从不考虑价格，直到我们几十岁的人了，父亲仍然如此，把崭新的书送到我们的面前。我们作儿女的孩子们，每一个都得到过这种鼓励和支持。父亲此时也是最为开心和宽慰的。父亲不仅是对家人如此，对所有想学习和爱学习的人，都由衷的喜欢。文革中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当地一位农民的儿子，与他相识。父亲回北京后，常有书信来往。父亲常常跑邮局，给这位青年寄书、寄药，延续数年。我们上小学时，家中曾住过一位父亲的研究生，父亲很赞赏这位学生，努力用功。我们之中有人淘气不好好学习时，父亲就说："我养你，不如用来养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父亲病重期间，他饱尝着昼夜点滴、身上插满管子的痛苦。在病情稍有好转之日寸，他立刻让我们打电话通知杨勤业先生(父亲的学术秘书)和父亲的学生来谈工作，我们极力劝阻他，让他休息，但父亲执意不肯，他说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可能是父亲预感到了什么，他要抓紧时间进行最后的交代，他实在是太热爱他未竟的事业。杨先生、父亲的学生和同事们来了，他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危重病人，而是用尽全力叙述着、交代着，他的眼神中饱含着对他们的期望和信任。

父亲去世后一直到现在，有好多位与父亲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包括领导、专家、学生和职工，他们握着我们的手，含着热泪发自内心地对我们说，像你父亲这样好的人太少有了。这句话饱含着他们对父亲的深情和崇敬。我们默默地接受着，真的是这样，没有任何夸张，有这样一个好父亲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精神的财富。

父亲的"故事"是那么多，就像他渊博的知识，但是我们不想再写了。因为我们的泪水在不断地淌涌，无法抑制。再有，父亲是喜欢平静、平常、淡泊而从不喧哗的人，我们深深地敬佩他，也尊重他这一点，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才写了这些，很不完全。

我们永远也达不到父亲为人处世的境界，但我们要好好地做人。

（作者写于2003年，原载于《高山仰止 风范长存——纪念黄秉维先生诞辰90周年文集》，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