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秉维,男,汉族,广东惠阳(今惠州)人,生于1913年2月1日,2000年12月8日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地理学家。1953年起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4年当选为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曾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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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秉维先生为我作保(作者:张青松)  
          2010-06-10    【关闭】  
 
作者:张青松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982年8月,我向中国科学院外事局(现国际合作局)申请赴澳大利亚参加第四届国际南极地学讨论会和在澳合作研究4个月,未获批准。原因是我1982年2月结束在南极Davis站越冬考察后,住在澳大利亚南极局客座公寓被盗,丢失了550澳元(约600美元)。这可是一大笔公款啊(相当于我当年时三年工资)!我当即向澳南极局局长Clarence McCue先生报告了被盗的经过,希望找回损失。由于我第二天就要回国,又没有破案的线索,所以失窃案也就不了了之。和我同住客座公寓的谢自楚同志安慰我说,回来他会为我作证。1982年2月回来报账时,院外事局的同志坚持原则,要我赔偿那失窃的550澳元。我无力赔偿,只能打个欠条。直到1982年8月我再次申请赴澳时,仍未赔偿那笔巨款。我向外事局同志保证,等我年底从澳大利亚回来时,一定如数归还。因为我在澳合作研究4个月的主要任务是总结考察成果,要写一本南极地貌与晚第四纪地质专著在澳大利亚出版。澳南极局为我提供800澳元/月的食宿交通费用。因此,节省一点钱来赔偿那笔失窃款是完全可能的。可是,外事局的同志坚持要我交了赔款以后才能放行。

  无奈之下,我将此事报告了黄秉维所长。当时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以前和黄先生难得接触,而且是我做错了事,不慎失窃了公款又还不上,自己很没有面子,又给所里的外事活动增添了麻烦。黄先生听了我的汇报后,并未详细询问丢失钱的过程,只是说:你为何不早点报告?2月从澳大利亚回来时就应该向所里汇报。当时报告了,所里或许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外事无小事,以后要记住,要依靠组织。说完,黄先生便亲自给院外事局写了一张便条。大意是:张青松是地理所品德优秀的科学工作者,派到南极考察,很有成绩,此次应邀出访澳大利亚相当重要,请予批准。相信在澳失窃550澳元公款属实,年底归还这笔款项由黄先生担保。

  这可能是黄先生一生为所里同志写的惟一一张担保书。当时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黄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地理学家,是一所之长,又是全国人大常委,工作十分繁忙。出乎我的意料,他居然如此平易近人,如此信任和体谅我等后辈,坦然地为我解困救难。拿了黄先生的这张便条,我顺利地办好了出访澳大利亚的手续,并且,先在阿德雷得大学参加了“第四届国际南极地学讨论会”,宣读了2 篇论文;后在墨尔本Monash大学完成了合作研究,和J.A.Peterson博士合作撰写了一本专著——“Geomorphology and Late Quaternary Geology of the Vestfold  Hills, east Antarctica”。该书由澳联邦政府出版社出版(1983)。这一成果和我主编的论文集——《南极维斯特福尔德丘陵地区地貌与晚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84)一起,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85)。1982年12月底,我按期回国,并且立即向院外事局补交了那笔失窃的550澳元。院外事局的同志对我说:我8月办理赴澳手续时,因有黄先生的条子,那笔款子已经在院外事局注销了,不用我赔了。我坚持实现自己的承诺,决不能靠黄先生的名分,揩公家的油!

  我出访澳大利亚之前,黄先生交代我一件事:面见在阿德雷得读博士学位的陈发祖同志,转交一封黄先生的亲笔信,并要我代表他问候陈发祖同志,希望他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立即回所工作。在阿德雷得开会期间,我请陈发祖到我住处,转达了黄先生的信和殷切希望,介绍了所里的有关情况,聊了差不多一夜。陈发祖是60年代初黄先生的得意门生,1979年公派到澳大利亚堪培拉作访问学者,一年后,在没有事先获得所里批准的情况下转到阿德雷得读博士,因此受到所里的批评。可是,陈发祖的导师为他申请到了澳国家奖学金(他是当时第一个获得该项奖学金的中国大陆学者)。陈发祖正处于选择回国还是在澳读博士的两难中。黄先生没有难为他,而是关心他、体谅他,使陈发祖十分感激,表示: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一定回所,请黄先生放心。1984年陈发祖获博士学位,在澳继续工作一年后回国,成为黄先生核心研究领域中重要的骨干。

  1985—1990年全球气候变暖,全球变化研究在国际和国内越来越受到重视。黄先生十分关注这一变化,多次和所里有关研究室的年轻人研讨,如何跟踪、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他一再强调:中国是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我们必须了解全球变暖对中国不同区域、不同自然地带的农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必须了解全球变暖在中国不同区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降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一点很重要,水是农业的命脉。如果气候变暖降水增多,就对农业发展有利;如果气候变暖降水减少,就对农业发展很不利。我们的研究要从全球着眼,从区域着手。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做工作,着重关注和解决我们国家自己的问题。从1982年起,黄先生曾三次约我谈南极考察和南极研究的进展。问题集中在三个:①南极地区是否出现气候变暖?变幅多少?②南极地区降水有无变化?冰川发生了何种变化?对海平面的升降产生何种影响?③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对全球、对中国有何种影响?

  我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和自己的研究,对黄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有的作了肯定的回答,有的则回答不上来,而且到现在还在探索中。近百年来南极地区的气温升高了0.5℃,略低于全球平均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南极地区升温明显,但各地差异很大。有资料说明,最近南极大陆沿海地带的年降水(雪)量增加了50%~33%,原因是随着南极冰盖与南大洋之间温度梯度的增大,南大洋气旋的强度和频率增加了,因此气旋带到南极冰盖的降雪多了。如果整个南极大陆都是这样,那么南极冰盖就处于正平衡,海平面会随之下降。这和人们担心的气候变暖、南极冰盖融化、海面大幅上升那种情景完全不同,但这不是最后的结论,还有待继续研究。至于南极地区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做了一点初步工作,如南北半球气候变化的同步性、南极与中国气候变化的遥相关等,但研究尚不深入,离黄先生的期望值相去甚远。

  黄秉维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可是他对后辈的仁慈、宽容、信任和激励,我一直铭记在心头。值此黄先生诞辰90之际,我把21年前的一件往事讲出来,以志纪念。

(作者写于2003年,原载于《高山仰止 风范长存——纪念黄秉维先生诞辰90周年文集》,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