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 扬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当代杰出地理学家，毕生探索于地理科学前沿的黄秉维先生辞世两年了，今年又逢先生90诞辰，谨写此文以示纪念。
20世纪中国地学界，追随丁文江、翁文灏、竺可桢三位大师的学者中，卓有成就的有很多，但像先生那样博览群书、严谨治学，又先后受到三位大师赏识的却很少见。
地理界资深编辑高泳源生前时常称颂先生：读书多，记忆力过人。他的稿件从来不会出现概念上的错误。又说先生在浙大任教时所编的《自然地理学原理》讲义，内容新颖深受当时地理界欢迎并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惜逢日寇侵华年代，连同他1935年起受丁文江委托编著的《高中本国地理》均未能正式出版。
1957年，我“归队”来地埋所从事编辑工作；翌年奉调给黄所长当秘书，任务是分担一些业务、行政事务、保证先生的科研工作，特别是《中国综合自然区划》说明书的撰写和部门区划的组织协调，因为按计划要在年底全部脱稿并提交中苏专家会上讨论。此后将近四年时间，我一直在所长室外间办公，常随先生开会、外出考察、接待外宾和处理日常工作。初期我还与先生一起住在单身宿舍。我离开秘书岗位后，又在他兼职的自然地理研究室、主编的《地理学报》工作过一段时间，通过这些工作，特别是在我调到图书馆工作以后这三十年里，使我对先生的治学精神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一、读书
先生爱读书，人所共知。夜读、见缝插针读、为追踪地理学新的理论方法而读，是先生读书的主要特点。
1959年春黄先生全家由东城迁到中关村，卧室里的彻夜灯光，曾引起治保人员向所里探询。地理所从中关村迁到北郊前后数年，中午下班时黄先生常被关在书库，除值班人员有时疏忽而为外，大多是因受他的嘱咐。先生一生潜心治学，休息时间少，读书时间多。在我的记忆里他很少谈过失眠和睡不好觉的情况。他常津津有味地谈到马克思的读书精神：《资本论》就是在图书馆写出来的、临终长眠于沙发上时手边还放着书……。
黄先生进图书馆，一般是查询新书，浏览期刊、翻阅书评和文摘，然后细读或借阅。他经常关心院、所图书馆外文新书的选订工作。一再叮嘱新书目录要交给他看，不要怕麻烦他。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许多单位的图书经费不足，新到书刊少。他手头的借书证便由三个变成了六个。除地理所、综考会外，还有中关村以南四个单位图书馆的借书证。他却对我说：“好在几个图书馆都在同一条公交线上。”地理所的外文期刊主要是遵照黄先生意向选订的。一次，有关部门主持编辑《世界科技核心期刊手册》，其中“自然地理核心期刊”一节，由我根据国外引文分析，依次排列提出，初定83种研究自然地理的常用期刊，竟与我所馆藏基本一致。这决非偶然，而正是黄先生博学和远见卓识的体现，也使我这样一个图书工作者对地理学与相邻学科交叉、叠合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二、研究、著述
黄先生时刻关注地理学如何为国家建设服务的问题。早年他对我国矿产资源的分布进行研究，参与组织长江三峡的考察；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的区划和农业生产潜力研究等，均出于这个动机。先生野外考察，分析入微。他的山东海岸地形研究，修正了李希霍芬的见解；他通过黄土侵蚀类型研究，考虑到沟蚀的严重性，阐述了“治沟先护脑”的道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水土保持措施及其对下游华北平原环境演变的预测，长期以来都是先生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写的文章也最多。
黄先生一向重视国际地理研究动态。《自然地理学一些最主要的趋势》、《从自然地理学、土壤水分平衡谈到J.S.威尔克斯的四篇论文》及《国际地理学研究的动向》等文章，以及他亲自指导翻译的《热量、水分平衡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文集都是具体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我院编制的科学工作条例中，明确提出学科带头人要定期撰写国际研究动态论文，黄先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先生治学，虚心、严谨。他常说：自然地理的三个方向是前人先后提出来的，他只是在综合研究方面做一点成绩。1962年，自然区划学术讨论会后，《地理学报》开辟专栏进行讨论，先生建议：不论正面、负面，只要有一得之见都要刊登。但是先生自己写文章却常常反复斟酌，修改补充，不轻易出手。《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专著中《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分册由先生执笔，初稿虽成，他却决定撤销。后来经过修改补充，部分章节收入《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黄秉维文集》中发表。
森林对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人民生活至关重要。但当时有些提法过于夸大。黄先生在百忙中广引博证，多次著文科学地确切地论述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科学普及工作是他义不容辞的义务。
三、学术领导
黄先生长期担任地理研究所所长，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曾参加1956年国家科学技术12年远景规划工作。自然区划、经济区划是地理学的重点项目。后来开展经济区划遇到困难时，他曾亲访农业部商议开展农业区划工作。规划中的自然地理学说明书是先生亲自执笔编写的，当时先生已提到了自然地理研究中的物理、化学与生物方向。这次规划对我国地理学，包括分支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影响。
先生关心地理研究机构的设置，支持兄弟研究所工作。他还提醒地理所图书馆的同志要注意支援兄弟单位，特别是边远地区条件较差的单位。
黄先生认为地理研究所规模应以科研人员约200人为宜，为的是所领导能逐个认识、熟悉他们的研究状况。他不仅注重野外定位观测实验，也关心科研人员读书问题。自然地理研究室初建不久，在一次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强调综合地理研究要注意从相关学科吸取营养，不要急于求成。并说：“如果其他学科30、40岁可以成‘家’，地理学工作者则应该准备在60岁成‘家’”。
地理所图书馆读者中以黄先生借书最多。他常把所借图书推荐给有关同志阅读。最近我们发现左大康任所长期间黄先生的一个批件，原件是英国一位土壤学家关于土地生产潜力与施肥关系的实验报告。黄先生批示：“此文经作者修改，很有见地，复印四份：①左一份，②胡朝炳、牛文元、于沪宁一份，阅后存大屯站，③孙惠南及自然区划同志一份，④唐登银及禹城站一份”。由此可见，其领导的深入、周到，真是令人折服。
四、老当益壮
黄夫人王爱云女士是1979年去世的，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科学事业的春天来到、黄老科学工作的金秋年华，同志们深为这位老人如何能承受这场不幸而焦虑。但先生挺过来了，他渴望弥补“文革”期间失去的时间。20年间，他不停地为农业生产潜力、坡地改良和利用、全球变化等研究课题辛勤耕耘而结出累累硕果。
历来科学思想史专家在研究工作中，时常关注老科学家的发言、讲话。黄先生晚年就长江三峡、黄河整治等一些重大工程也有过多次讲话。虽属个人见解，却体现了先生丰富的学识和经验，字字珠玑。
在庆祝黄先生85岁华诞和黄秉维学术思想讨论会上，他表示：与竺老等前辈相比，自己算是高寿了，当在有生之年尽力工作。那时候他的身体还很健康，精神也很饱满。
翌年，先生住进医院，病情略有好转即要求医生批准出院，女儿接他回家亲自侍奉，但是几天后他坚持回到自己家中。因为手头有很多工作，他放心不下。
2000年初春一个中午，我到办公室看望先生，他正提着暖水瓶泡方便面。讲到他正在经受几种老年性疾病折磨的情景，突然，话题一转问我：“你还管事吗？我想弄点资料，林学方面的。”过后，得知春节前夕，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杨振怀主任来访，针对当前西部大开发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林业工作向先生请教，并留下朱镕基总理对有关附件的批示。为此，先生准备再写文章。重申20年前他的《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一文的科学性及其现实意义。
这年冬天先生去世了，但他那经常挎着书包出行、开会随时抽书翻阅的身影和通宵读书工作的情景，仍然在我眼前萦绕。他那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写于2003年，原载于《高山仰止 风范长存——纪念黄秉维先生诞辰90周年文集》，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