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登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初次见到黄先生，地点是在中山大学的一个阶梯教室里，时间是1956年，其时我是地理系二年级的学生。黄先生是中山大学校友，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的身份为母校师生做报告，自然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我依稀记得，他在演讲中谈到地理学的能力不足和进展缓慢，这引起同学们的共鸣，为同学们立志变革地理学提供了强大动力。　 

 

再次见到黄先生，是1959年，其时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地理研究所工作。此后40年，我一直在黄先生手下工作，直到2000年12月8日上午，在北大医院送别黄先生。在黄先生离我们远去的那一刻，我心情无比悲痛，什么话也不想说，脑子里一片茫然；稍稍平静后，我从心底里发出无言的呼喊：一个品格高尚、学识渊博、为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大科学家走了，一个20世纪下半世纪中国地理学界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去了，代表中国地理学一个时代的伟人从此离我们而去了!　 

 

我在地理所的40年的科学活动，都是在黄先生的领导和指导下进行的。1959年，黄先生提出自然地理学的三个新方向，并在自然地理研究室建立热水平衡、化学地理和生物地理群落三个学科组，我有幸成为热水平衡研究组的成员。1960年，地理所承担水利部提出的“全面掌握水平衡，大破蒸发关”的任务，我被派往官厅水库参加水利部举办的培训班。三年困难时期，地理所承担国家科委的西北华北防旱和抗旱的任务，我随黄先生去甘肃民勤和陕西武功，主要研究农作物耗水规律、节约用水、灌溉预报问题，记得当时在兰州住宾馆，他住的房间也要住两人，黄先生要我住他房间，说他晚上要看书、要做事，对我的影响会较小。60年代上半期，黄先生倡导发展实验地理学，地理所一时间大建实验室，兴办野外实验站。黄先生身体力行，亲自参与野外台站的科研活动，此时期我参加了德州站和石家庄站的水分平衡研究工作。黄先生拟定研究提纲，找参考文献让大家看，有时还亲自出差，记得一次去石家庄，我们的伙食就是窝头、馒头，加上一碗白菜、萝卜等。石家庄灌溉所照顾黄先生，加一两个肉丝或鸡蛋炒菜，但黄先生食量极小，这些菜正好给我们打牙祭。文革头几年，他被下派到我所在的、他长期兼任主任的研究室参加文化大革命，接受群众“批判”，我则因是“修正主义苗子”和“站错队”而受到冲击。对于学毛著语录、社论等，黄先生轻而易举，他本来就读过很多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及相关传记，记得“毛选”五卷出版，一两天他就读完了，并做了许多读书卡片。对于大批判，他保持着相当平静的态度，大字报不少，批判水热平衡，甚至也有上纲上线，说他“三反”的，但他不多言语，只是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写交代材料。对于劳动，他体力差，人也50多岁了，在干校割麦、插秧、收花生、摘梨，但都挺过来了。所幸，可能因黄先生的威望和人缘，他的劳动任务往往有人帮他，他在接受批斗时，好像没人对他武斗。文革期间地理所科研工作几乎全部停顿，只有极少数科研任务，黄先生和我成为了抑制蒸发组的成员，一本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专著《蒸发抑制》被黄先生翻译出来，这个手写译本成为全组的必备读物。也是在文革中的1970年，黄先生和我同时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成了一连的“战友”，黄先生努力学习着劳动，潜心思考着棉田的水热平衡，老实地想着世界观改造，一次思想总结少说也得上万字，那认真劲完全与写作论文一样。文革结束后，他关心和领导禹城站和大屯站的建设，在我负责禹城站工作期间，禹城站的学术方向、研究课题、仪器设备、当地农业生产都经常向他汇报，同时他要求我经常到大屯站办公室，参加大屯站的学术和业务活动，加强禹城大屯两站之间的交流。改革开波初期的1979—1981年，我去英国做访问学者，都经黄先生推荐和安排，他还试图从联合国大学寻找支持，他对手下工作人员从来要求严格，也非常关心他们，还有些同志的英文达不到出国的要求，督促着他们努力提高英文水平，以利用较短的出国时间得到更多的收获。1989—1993年在我出任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科技参赞期间，我与黄先生照样保持密切联系，黄先生要求我了解美国红麻造纸的情况，为他研究温室效应对策提供资料。1996年冬，趁我主持院“九五”重大项目《黄淮海平原农业持续发展及其配套技术》之机，地理所联合山东省禹城市在禹城召开了《农业持续发展学术讨论会》，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恳请先生赴会指导，但担心先生85岁高龄，车途劳累，生活不宁，影响先生身体。黄先生却一口答应赴会，并在大会上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还是因为到了开饭时间不得不煞车。我一生无数次地聆听过先生的学术谈话，这次谈话依然保持着先生一贯的风格：旁征博引，主题鲜明，抽象和具体，过去和未来，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中国古老文化，分析和综合，完完全全融汇到一起，给人们以启迪，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此次谈话，先生只带着一张纸，上面写着零星的一些字，两个小时的谈话完全源于大脑，发自内心，先生思维清晰，逻辑性强，记忆极好，语言有力，语速平稳，基本上是站着讲，我请他坐着，他以不习惯为由而婉拒。此次谈话，我请胡朝炳同志按录音整理出来，发表在《黄淮海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一书里，这可能是先生晚年最后的一篇公开演讲稿。　 

 

根据多年来对黄秉维先生的了解，我从切身经历中体会到：黄先生胸怀国家，心系人民，用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社会，为我国农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黄先生学而不倦，勤于思索，在服务农业的科研活动中，勇于革新，善于创新，大力提倡实验地理学，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我以为，创建实验地理，促进农业发展，是黄先生全部科研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面了解黄先生的这一部分科研工作，可以深刻理解他的学术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科研工作仍然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

 

 

黄秉维先生重视农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于农业，有关农业的研究工作成为了他研究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工作，他对中国农业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领导人，黄秉维有关农业研究工作的实践和理论在地理学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影响了几代人，带动了全国地理学界把服务农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令中国地理学界在农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黄秉维先生关注农业由来已久。还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任地理所所长之前，他就认为  地理所应涉及农业。中国科学院致函黄先生征求对建立地理所的意见，他复函主张进行三项  研究：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南方山地利用、厂址选择，前两项都是与农业有关的研究工作。其后在地理研究所工作近50年，他一直把广义的农业作为地理研究所的服务对象，这也反映了竺可桢先生的意见，完全符合地理学本身的学科特点，充分满足了国家生产的需求。

 

对于地理学与农业的关系，黄先生有极其深刻的论述。在《总结过去，展望将来》中他指出：“中国人口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全国12亿人口所需粮食也必须能基本自给。农业的重要性将长期保持下去，农业成为地理研究所的重要对象也将长期保持下去。”这是黄先生对地理学与农业关系朴素而又精辟的论述，也是黄秉维先生近50年把主要精力倾注于农业的生动写照。　　

 

黄秉维先生有关农业的研究工作十分广泛。他发起、主持、参与的项目有: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和黄河流域规划、中国综合自然区划、自然地理学的三个新方向(热水平衡、化学地理、生物地理群落)、地理学的定位实验研究(石家庄、德州、禹城、栾城、北京)、农业生产潜力、农业区划、南方坡地改造和利用、抑制蒸发及土面增温剂的研制和应用、华北水资源与农业发展、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地改造的试验示范推广等。此外，他还就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和坡地利用、北方植树造林、黄土高原农业发展、中国农业发展、未来全球变化与农业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　　

 

黄先生有关农业的研究工作对于农业面临的某些全局性问题提供了答案，也为地理学的 若干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前景，对国民经济和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现分述如下：

 

(1)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堪称中国地理学的一部传世之作。全新的方法论，完整的区域分类系统，严格的分类指标体系，准确的区域特征描述，针对实际的改造利用对策，令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成为揭示中国区域分异格局的经典之作，为后人广泛引用，为我国农林水等产业的区域布局及技术的运用提供了坚实基础，成为了一切从事地球表层研究的学科和从事与资源、环境、生态有关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必备参考著作。　　 

 

(2)水分平衡及热量平衡研究，涉及到地表最基础最活跃的自然地理过程，关联到作物生 长和农业生产，经过黄先生的耕耘和整个地理所的努力，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水分平衡和热量平衡已成为地理所一个优势研究领域。　 

 

(3)陆面蒸发研究，涉及到陆面水分平衡方程和能量平衡方程，关联到农作物耗水和农业用水管理，对解决中国北方水分短缺的问题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黄先生从陆面蒸发测定(这一直是水分、能量平衡中最难测定的一个分量)入手，探求不同作物受制于大气、土壤水分、作物诸因素的耗水规律，建立陆面蒸发模式，令地理所在研究方法、仪器设备、基础数据、模型建立等都处于国内最前列，为农田水肥管理和区域水分管理提供了依据。在陆面蒸发研究工作中，抑制蒸发也值得一提，黄先生最早提出开展这一研究，早在60年代初就布置碳16醇和碳18醇的单分子膜抑制蒸发试验；到了60年代中期开展水温上升剂的试验，到了70年代，发展到土面增温剂的研制和应用，研制出了脂肪酸渣制剂和沥青制剂，广泛应用于水稻、棉花、蔬菜和树苗，在当时塑料薄膜昂贵且短缺的情况下对农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4)作物生产潜力的研究，研究了中国农业自然条件，计算了光合潜力，比较了光合潜力和实际产量，提出了提高产量的途径。这一工作体现了地理学与农学的结合，令农业实践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开启了研究生产潜力及提高生产力途径的研究潮流，最终汇合到了作物生长模拟的研究中。　 

 

(5)区域农业的研究，黄先生关注地理所野外工作站点所在地的农业生产，如山东德州、禹城，河北石家庄、栾城，甘肃民勤、酒泉，湖北姊归等，他的基本思路是研究当地农田自然条件，探求农田能量转换和物质迁移规律，寻找作物—环境关系，然后提出新途径和新措施。沿此思路，可以保证研究工作既是有的放矢，又有科学深度。黄先生曾评价禹城站的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年期很长，前后长达30年；二是绝大部分工作与生产密切结合，与地方主管农业机构密切结合；三是以试验为主，试验又以开发试验为主。中国地理学界的工作中，兼具此三个特点，而且达到如此程度的似乎还没有别的事例。”由此可见，黄先生对于区域农业工作强调长期坚持，联系实际，重视试验。　 

 

(6)其他重大问题的研究，如黄先生研究过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黄河下游防洪、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华南坡地利用改良、森林的作用等重大问题。所有这些工作都反映出黄先生博学、综合、实事求是的个人风格，每每提出真知灼见，广为人们称道。　 

 

地理研究所，乃至全国地理学界，有关农业的研究成果，举不胜举。一大批成果，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明显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也推动了农业科学和地理学的发展。这一切，都是与黄先生的倡导和示范分不开的，都是与黄先生的理论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有关。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现代地理学革新的倡导者竺可桢，1958年就指出：地理学是“墨守陈规，客观地描述一番地理景观，绘制几张地形图”，还是“结合生产实践来改造自然和为经济服务”的问题。1960年，对于地理学如何发展，竺可桢指出，地理学“一定要摆脱单纯描述的阶段”，强调要：①“加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用最新的科学成就和仪器设备把地理科学武装起来”；②“可以利用尖端科学与先进技术来占领阵地，这是最有发展前途的新途径”。很明显，竺可桢对于地理学偏重描述、无力解决实际问题、没有坚实的现代自然科学基础的现状是不满意的；同时又以强烈的事业心和敏锐的洞察力，指出了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黄秉维先生是地理学实验方向的设计师。黄先生与竺可桢思想上一脉相承，不满意地理学的落后，决意变革图新。他指出：自然地理学“不但基本上没有走出经验性、描述性的范围，理论基础非常薄弱；就是用来观察、辨识自然的性质和动态的方法，一般也不够精确。在上述情况下，要建立关于地理环境中各项现象的知识领域之间的正确联系，从一个领域过渡到另一个领域，阐明处于辩证互相关联中的对象，所能取得的成就当然是很有限的”。稍后于1962年，黄秉维指出：“自然地理学是一门很老的科学，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为了研究方便，自然地理学被划分为许多专业，逐渐地自然地理学本身变成了事实、资料以及基础不同的、局部的理论的混合体，总的趋势是日益衰颓”，“老路肯定是走不通的绝路”。 

 

黄秉维在指出自然地理学的缺陷和不足的同时，深刻洞察国际地理学的新萌芽，指出了5个发展趋势：“第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掌握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已经证明的规律，根据它们来观察自然地理学的对象，研究这些对象的发生、发展和地域分异，从而健全自然地理学的理论基础；第二个新趋势是综合研究，研究各个对象之间总的联系，研究一个对象与其周围诸现象之间的联系，此类研究包括现代过程的研究、历史因素的研究及其进一步发展的研究；第三个新趋势是吸收数学、物理学、化学的知识来建立观测、分析、实验的技术，其中有许多是在其他自然历史科学中业已建立的技术；第四个新趋势是以前述理论和方法为依据，研究和预测自然过程的方向、速度和范围，指出利用与改造自然最有效的途径；最后一个方面是运用航空照片判读和航空观测的方法来加速考察工作的进度和精确程度”。黄秉维先生深入细致地对自然地理学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解剖，同时也为革新自然界地理学勾绘了蓝图。　

 

竺可桢和黄秉维关于革新地理学的思想，涉及和影响中国地理学的整体发展。但其核心，是强调应用数理化于地理学，是寄希望于把地理学变成一间实验科学，是立志革新地理学的落后研究方法，是强调地理学要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实际贡献。根据竺可桢、黄秉维先生的思路，20世纪60年代初期地理所开始了实验地理学的艰难之旅，引进了多学科的专业人才，派出人员学习实验技术，鼓励青年学习数理化及新技术，建立实验室，兴办野外实验站，短短五六轧地理所在实验地理学的能力上提高很快；与此同时，兰州沙漠研究所、冰川研究所、成都山也环境与灾害研究所、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广州地理研究所部设立了野外实验站，发展实险地理学方向。　

 

实验地理学的发展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提高了地理学的科学水平，加强了地理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地理学出现了微小空间尺度的自然地理过程的深入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各种模式，同时更加紧密地与农业生产发生了联系。　 

 

中国地理学实验研究方向的发展完全符合国际科技发展的潮流。过去40年同，出现了一系列国际研究计划，如“国际地球物理年”、“国际生物圈计划”、“国际陆圈计划”、“国际水文计划”、“国际大气研究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等，为认识环境进行了不懈努力，取得了许多成果。中国地理学界虽然失去了宝贵的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但主要由于地理学实验研究方向工作的开展，才得以使我国地理学在这些相关领域中追踪国际趋势，艰难地前行，而没有被历史的列车抛在后面。同时对比国外的地理教学、研究机构，由于它们很少强调实验方向，而中国的地理研究因实验地理方向似乎更具活力。

 

 

黄秉维院士长期而又广泛地从事农业研究工作，他的工作极具特色，既有别于农学家的工作，又把传统地理学推到一个新的境界。黄先生的农业研究工作，除了少数借鉴于前苏联地理学外，可以说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开辟了地理学发展的一片新天地。他接纳农学、林学、畜牧学等应用学科和土壤学、气候学、植物学、生态学等基础学科的知识，采用新的方法(主要包括运用数理方法和实验方法)，令地理学的科学基础更加牢固，使地理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该怎样认识黄秉维先生的研究工作呢？笔者以为有如下特点。

　

(1)强烈的实践性。黄先生的研究工作针对我国农业生产实际，而且是要诚心诚意地解决生产问题，这是他青年时期怀抱科学救国人生哲学的延续，也是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良知的具体体现。他的课题源自我国生产实际，他的研究工作紧密围绕中国实际，他博览群书都是为了中国的实际。他不做追求形式、为科学而科学、为论文而论文的事，而对于以联系生产为名行追逐名利之举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黄先生对中国农业发展战略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例如1964年他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三个技术途径：“一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扩大耕地面积；二是建立以多年生木本作物为对象的农业；三是建立具有半工业性质的农业(此外“海洋农业”也大有发展希望)”。黄先生的区域研究工作，为地理学服务于国民经济提供了范例，例如《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明确指出“此次区划的主要任务系为农、林、牧、水利等事业的规划与先进经验的推广，提供一些科学根据”。他说到做到，《中国综合自然界区划》确实已成为我国许多产业部门决策时的重要参考物。黄先生倡导的农业生产潜力和实验地理研究，实际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水、肥、土管理和技术问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2)突破学科约束，服务农业。地理学服务农业，应当说鲜有成功经验，作为地理学家的黄秉维，20世纪50年代以前也较少涉足农业，因此如何服务农业是摆在黄先生面前的艰难课题。黄先生深知此种情况，他在1964年对这些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原则上，地理学家们“都提到想到要研究地理环境，强调地理学的综合性、区域性”。而“农作物的生长发育与自然条件息息相关，综合分析农田的自然条件无疑是可以有助于农田的生产和建设的工作。”但实际上，对于地理学家们来说，“关于农田自然条件，了解得不够广，不够深；综合分析农田自然条件，缺乏经验；尤其困难的是，实际生产知识、农业科学知识都很贫乏。”在这里，黄先生讲了地理学家的长处，也深刻揭示了地理学家的先天不足。接着他指出：“只要有诚意、有决心、有干劲、事先尽可能多地做准备，在工作中，向农民、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学习，向大自然学习，工作告一段落，再回过来，检验自己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几次反复，逐步地变不知为知”，服务农业“大有作为大有问题”便可能有一天转变为“大有作为问题不大”。黄先生在这里强调要通过学习而克服不足，重要的是要突破地理学的约束。

 

(3)超越时代的研究工作。黄先生的研究工作具有超前性，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很少的情况下，他瞭望(这是50年代60年代黄先生多次运用的词)国际地理学、农学、林学、水文学、土壤学、气候学、生态学……的发展动态，将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引入自己的研究工作。对农田生态系统进行能量平衡、水分平衡、养分平衡的研究，对作物生产潜力进行系统分析，在服务农业中引进土壤—作物—大气连续系统的概念，在研究工作中坚持土壤圈、生物圈、大气圈、水圈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思想，在国内无论对于地理学还是农学来说，都是开创性的。与国际水平比，黄先生领导的农田生态系统的物流能流研究总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这些研究一直是几十年来国际水文十年、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等一系列国际科学计划的核心。研究工作超前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黄先生历来重视用实验方法研究农业问题，强调采用先进仪器设备，并在长时间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研究农田生态系统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先进仪器都已进入黄先生的研究工作。对一些国际上先进的仪器设备，黄先生所领导的研究工作人员还开展了研制和改进工作，例如测定总蒸发的大型蒸发渗漏仪、测定总蒸发的波文比装置、测定CO2和水汽流的涡度相关装置、测定土壤水分的中子探测仪、测定作物冠层温度的红外测温仪等。

 

(4)以广阔的视角观测农业。黄秉维先生把农业看成一个巨系统，地理学的综合特点对于研究复杂的农业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中国自然区划》是黄先生广阔视野观察中国农业的典型例子，实际上这一成果是中国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关系的综合分析，对于因时因地发展中国农业的宏观决策有重要意义。黄先生研究农业不仅考虑农业的自然方面，也重视社会经济方面，他指出：“现在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之中，不能不考虑生产成本、运销成本、市场价格。”；“不计算经济效益不行，一年生作物如此，多年生作物尤其如此。避开这一条，就是置生产发展的经济持续性于不顾。”黄先生从全球角度研究中国农业问题，他的研究工作融入了国际上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同时他还特别指出要“对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在经济发展中的农业经营，法、德、英、美对农业的补助，荷兰、丹麦、以色列农产品的市场有较全面的认识。”黄先生的农业研究工作既重视当前实际问题的解决，又着眼于长远，他在全球变化与中国农业关系的工作中，对未来中国农业受全球变化影响冲击的情势分析得客观和全面，他在60年代中期提出发展中国农业的三个技术途径，一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5)实验性。传统地理研究工作主要是区域性的工作，方法主要是考察和其他资料的汇总，基本上是一种“纸上”工作，为宏观区域决策提供依据。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地理学在实验研究上有发展，概括苏联地理学的经验，以及从《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的不足中，黄先生深切感到“原来要发展地理环境中物理、化学、生物过程的研究及实验地理学研究的想法，由此而进一步加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实验地理学已有很大发展，这是黄先生发展地理学的一个历史性的贡献。实验地理学的开展令中国地理学在国际上独树一帜，使地理学在国内多学科的激烈竞争中的地位有所增强。黄秉维先生倡导的实验地理研究工作推动了地理学下述几个转变:由单一“纸上”工作到“纸上”工作与“地上”工作结合；由单一区域性的工作到点片面相结合；由以定性为主到定性定量相结合；由以综合为主到综合分析相结合。

 

 

黄秉维院士从事地理为农业服务研究工作近40年，涉及广阔的领域，为国家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在服务农业中推动了地理学及农业科学的进步。黄先生研究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应当十分珍惜。尤其重要的是，黄秉维先生工作精神更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以迎接新时期的新任务。 

 

(1)应当学习黄先生热爱国家奉献农业的精神。农业问题依然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当前老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如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峭庇置媪傩矶嘈挛侍猓缁肪逞沽υ嚼丛酱螅褂惺谐」┬韫叵怠⒐谕饩赫龋夹枰蒲Ъ际踝龀龌卮稹Ｅ┮盗煊蛞廊欢钥蒲Ъ际跤薪羝鹊男枨螅┮狄凶魑乩硌вΦ蔽┮底龀鲂碌呐头钕住?nbsp;

 

(2)应当学习黄先生不断创新的精神。随着科技进步和农业的发展，地理学要不断革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在跨世纪之交，中国农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农业正在实现历史性的转变，包括：自给自足粗放型经营→产业化、集约化经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乡村建设；主要向耕地要农产品→面向全部国土(包括水域)要农产品；种植业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改善不利自然条件为主要特征的中低产田治理(治坡、治土、治水、治沙、治碱等)→大力实施稳产高产高效农业(种子、水、肥、其他各种科技和物资的投入等)；关注农业生产的近期发展→关注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了适应这些转变，地理学家必须吸收新东西，研究新问题，开辟新道路。

 

(3)应当学习黄先生深刻的理论思维。黄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不熟悉的可以学习，外行可以变成内行；一成不变的学科是没有生命力的，农业问题千头万绪，研究工作必须谨慎选择做什么和怎么做，选择的标准应当是把国家需求和自身学科结合起来，最有效地为农业服务。深刻的理论思维还反映在黄先生科学活动的一个中心任务是揭示自然界的本质，这就要求在农业研究工作中，深入研究自然过程(或生态过程)的规律，这些规律的发现将可指导农业生产实践，同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地理学。深刻的理论思维要求研究工作有良好的武装和独特的方法，这包括吸收数理化天地生各种学科知识，应用包括遥感、地理信息技术在内的各种新技术，研制和采用最新的仪器设备，开展实验研究等等。

 

(4)应当学习黄先生学而不倦的精神。黄先生一生都在努力学习，以读书为乐趣，不分白昼黑夜，不论寒冬和炎夏，他真正做到了废寝忘食。他是院图书馆可以直接进入书库查书的读者，也有过因为忘记下班而被人锁在书库的故事。黄先生广泛涉猎知识，看中西文文献，读科普读物，阅报纸刊物，求教各领域专家和干部群众，知识面极宽，地理学、地貌学、水文学、气候学、植物学、林学、农学……都是行家里手。他没有出国留学，但他的德文和英文都极好，绝对不亚于洋博士，他还在事业繁忙的中年，掌握了俄文，补习高等数学和物理。黄秉维先生的勤奋好学和知识渊博是他成为科学大师的一个前提。
 

(5)应当学习黄先生俭朴的品格。他知识上富有，精神上高尚，生活上却过着一个普通科学工作者的生活。他的办公桌椅，几十年一贯制，桌面玻璃破了，座椅皮套坏了，他都不愿意换。一日三餐，再简单不过，干啃方便面就是他的午饭。他惟一的嗜好是抽烟，可烟通常是低档次的。他位高权重，但从不因此而为自己和家人谋私利，他对年轻科技人员和服务人员(例如司机)都十分真诚，没有一点架子，他和同志们的关系淡如水，有的只是学术交流和思想关心。怀念黄先生，学习黄先生，应当落实在行动上，做好科研工作，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新时代。

（作者写于2003年，原载于《高山仰止 风范长存——纪念黄秉维先生诞辰90周年文集》，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