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见安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值此秉维师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不禁引起悠长回忆、无限遐想和崇高敬仰。是大师引导我们进入地理科学研究的殿堂；也由于大师多年的谆谆教导，对研究方向的深思熟虑、对工作的精心安排、对学习生活的关怀备至，激励着我们在发展地理科学事业及其为人类福祉、社会进步、国家繁荣和经济建设服务的征途上，坚忍不拔、奋勇前进、竭尽努力与忠诚奉献。大师的言传身教，令人永志不忘。 

 

忆及当年，1955年我从母校中山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时，有幸第一个被分配师从先生，从事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当年没有研究生制度，但新来研究所的大学生均须指定导师，在导师指导下学习工作数年，通过全面考核(包括外语考试和论文答辩)，取得助理研究员职称之后，才被认为具备了独立工作能力；以后，就可以单独工作，承担课题或任务，也可以带“徒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研究实习员大约相当于当今硕—博联读的研究生，所不同的是研究实习员的学习是结合工作进行的，当其助理研究员职称考核获得通过时，即相当于完成了其学位的研读。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是在先生独到深邃的学术思想指引、严格要求、细心呵护下走过来的。记得先生特别重视对年轻科研人员基本功和基础知识的培训。认为除了打好本门学科的基础外，地理科学特别需要吸收其他学科的先进知识和技能来充实提高自己。忆当时初到先生门下，先生首先要求学习新译成的卡列斯尼克的《地理学原理》一书，借以加深对地理学基本原理的掌握和理解，并委托沈玉昌先生具体指导学习，由此可见，先生对基础知识培训的认真和严格。该书由中山大学的唐永銮教授和王正宪教授翻译，我当时作为他们俩的学生也参与过该书附图的翻译，因而对之略有所知，应该说，该书在当时是自然地理学方面一本概念明确、系统性和完整性均佳的参考书，研读后确有不少收益。黄先生更强调的是要求他的学生们要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硬着头皮学习基础科学数、理、化、生物等有关理论和技能来丰富、武装、改造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年轻学子们有时不能完全理解大师的良苦用心，担心钻研其他学科的东西，怕钻进去后拔不出不来，偏离了地理学。黄先生有句名言，“你们光钻进去，然后我帮你们拔出来”。鼓励青年学子们打好基础，开阔思路，才能创造性地开展地理科学的研究工作。为了培养年轻科研人员的研究能力，把他(她)送到有关研究所，如土壤所、林土所、植物所等单位去进修。同时，先生对年轻科研人员的外语能力训练也很重视，先生自己通晓英语和德语，因工作需要，又自学掌握了俄语，还不断坚持学习，扩充词汇，他常向年轻学子介绍记单词的经验和体验。他说，记单词要像吃花生米一样。一颗一颗吃，一个一个地记，也就是说要把它当作乐事，而不是一种苦事，这样才能记得牢固。他还说，可以把单词写在小纸条上，一面写外语，另一面写中文，放在随身的口袋里，可在买饭排队、上车排队或其他空余时间，随即拿出来学记，既摆脱排队或余暇时的无奈和无聊，也收到了学习外语的良好效益，何乐而不为。在先生的激励和表率作用带动下，当时在年轻学子中确实形成了良好的学习外语风气，个个争先，不但学俄语，而且也有学第二外语、第三外语的，在当时所里举行的外语测试中，取得了最为优良的成绩，也为其后的科研打造了较好的外语基础。

 

地理研究所于1958年才由南京本部迁来北京，但此前在北京有一个《中华地理志》编辑部，人员不多，算是南京所的分支机构，我毕业分配来所时，先到南京所本部报到，当被确定跟黄先生工作时(当时黄先生在北京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随后北上，随黄先生到全国科学规划会上服务，在生物地学组做些辅助性工作，作为一个刚从大学毕业走上科研征途的青年，在这里学到了在别处难以学到的知识，开阔了眼界，见到我国科学界许多很有造诣的名家，领略了科研领域的博大及其对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也初次见识了生物地学研究范畴的辽阔和复杂，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和学习机会。

 

继科学规划会之后，随之由竺可桢副院长领导，秉维先生主持的大型全国自然区划工作着手进行，由于规模大，涉及科学领域广，成立了自然区划委员会，并请了苏联顾问萨莫伊洛夫，汇集了国内8种区划领域(水文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物、动物和综合自然区划)的顶尖科学家来共同商议完成。其规模之大、问题之复杂、学科之齐全和人员层次之高，均极其可观。由此可知，有多少协调工作需要进行，有多少科学问题需要商议和讨论。这也是我跟随先生所接触到的第一项科研任务，作为初登科研殿堂的青年学子，在这样高层次的工作中，主要是做些辅助性工作，但在其中学到了很多很多。在无数次的关于各种区划问题讨论和协调会议上，充分领略了各家之言，及其学术思想特色，其中也包括了当时苏联一些有关科学家的论点。此时，我作为会议记录者，得认真聆听速记，因而无形中也使自己得到了广泛而丰厚的有益收获。这些收获成为我其后各项科研工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种宝贵“财富”。据我个人的体验，自然区划理论或原理应是地球科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甚至生命科学研究者应该具备、不可缺少的基础知识。领导主持这种多部门的自然区划工作，难度很大、纷繁复杂，黄先生成功地主持这样的工作，正好体现了先生在地球科学领域博大精深的造诣。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自然区划工作实属不多见，这次所确定的自然区划方案，迄今仍被各有关部门使用，成为一套极富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巨著。 

 

创新自然地理综合研究是黄先生所倡导的，是先生的最大愿望。为此，他呕心沥血，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黄先生对部门地理学，如地貌、气候、植物地理等是轻车熟路，做起来是很容易的。但他自50年代以来，把革新自然地理综合研究为己任，这正是由于他有了多个部门地理学的良好造诣，才能有胆有识地倡导创新自然地理综合研究，也体现了先生的博大精深，高瞻远瞩。早在我刚分配到他门下谈到研究方向问题时，他认为综合自然地理研究有多种不同途径，有一些传统的做法是按研究区域将地理要素总合起来，相对来说，这比较容易，在某种情况下也是需要的，但作为研究工作，其深度仍嫌欠缺，亟待改进。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按自然界的三个过程来进行自然地理综合研究，即：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相应地建立物理地理(从水热平衡着手)、化学地理(从元素迁移着手)和生物地理(从生物地理群落着手)三个研究方向。认为三种过程之分别研究只是一种开始，最后，三个过程研究的延伸将会叠合在一起，成为真正的综合自然地理研究。过程研究将有利于揭示自然地理过程的运行机理，有利于吸收数、理、化、生物及其他学科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并用来丰富和改造地理学自身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作为起步，先生在1956年把我和另二位同事何悦强、杜炳鑫分别安排在三方向上，一人一个方向开始进行工作，其后，特别是1958年南京地理所本部搬迁来北京后，人员不断增加，原进行土壤地理和植物地理研究的人员也都融入到三个方向之中，并成立了综合自然地理研究室，建物理地理、化学地理、生物地理三个学科组。黄先生亲自兼任室主任。这在当时称之为地理学的三个新方向，它对地理学界和地理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曾有所谓自然地理研究的区域学派和过程学派之说，其实二者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区域中有过程，过程在区域中发生和发展。关于三个方向现在虽很少提及，但自然地理三个过程综合研究的思想，仍然是研究地球表层环境问题的正确指针。现在越来越清楚认识到，对自然界单要素、单过程的研究，显然不能从整体上全面正确地认识我们的地球环境(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地理环境)和管理好我们的地球环境。在这方面，全世界都有了同样的经验教训，三个过程综合研究的思想今天仍然富有生命力。黄先生最先还谈及过从自然环境无机过程和有机过程两方面来进行自然地理综合研究的思想，无疑，也是一种富有创意的新思维，值得自然地理工作者在工作中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