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荣祖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黄秉维先生在《中国动物地理》一书的序言(写于1998年8月)中，感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动物地理业务上竟无祧继，以自责的口吻写到“假使当年竺(可桢)先生，罗(开富)先生与我对动物在地理中的作用认识多一些，决不会门庭冷落以至于此!”。人们不禁要问作为所长的黄先生对发展动物地理是否不够关心？我想在地理学界，大概最能客观地回答这一问题。

 

1950年初期，科学院地理所由于《中华地理志》和《中国自然区划》工作的开展，黄所长考虑到综合的需要，在几乎每一个部门自然地理上都安排了年轻的地理学子。虽然从理论上和习惯上自然地理常常将动物地理的次序排在最后，但黄先生对本人的培养却非常关心，为我找了三位知名的动物学家做导师，包括一位苏联专家。在这期间，有一件事让我铭感终身。黄先生因为我的过错，亲自向其中的一位导师负荆请罪。动物地理区划草案完成后，当时看来其水平就已是殿后，但却在出版上优先照顾，将《动物区划》卷先行其他卷，予以出版，还给予奖励。不难看出，当时黄先生对我国这一空白学科的爱护与扶植。

 

在《区划》工作的同时，黄先生在黄土侵蚀研究中注意到啮齿动物的作用，但是要我提供这方面的素材，在他的题为《黄土侵蚀因素》的论文中做了精辟的阐述，指出黄土特性与啮齿动物生活习性的结合，形成导致并强化黄土侵蚀的主要因素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建立地理学发展框架，他亲自指导了动物地理部分。他肯定了我基于当时苏联景观动物地理思想而提出的，在动物区系调查中着重以栖息环境分类为基础的设想，更重要的是注入了区划方法论体系。后来，其思想在有本所参与并负责的动物学调查中得到实践，小自一个河谷，如长白山漫江河谷兽类与栖息环境考察，一个地区，如云南热带南缘红河地区兽类考察，大至大范围的动物学调查，如50年代末期开展的青甘地区综合考察中的动物学调查，都一改以往主要着重动物标本采集的传统，而密切注意地理环境对动物分布的影响与地图的应用，将动物地理调查归结为规律性区域划分，这些成果得到动物学界与地理学界双方的肯定，均分别发表在双方的学报上，还曾经被动物学称之为该学科的一面旗帜。在此期间，随着来所年轻人增多，黄先生着意安排年轻人对自然地理诸因子间关系的长期研究，包括水文—气候，气候—土壤，土壤—植物，植物—气候，动物—植物等。他认为，综合自然地理人才的培养必需从扎实的部门自然地理和因子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开始。显然，动物地理在此具有同等的地位。后来，进入60年代中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如学科调整，人才来源困难等，产生将动物地理并入动物所的打算，但因为动物所在欢迎的同时对此举是否正确提出疑义而作罢。在这一期间又有一件使我感戴万千的事。也许由于误解，当时有人着力将我调至急需此方面人才的其他部门。正当我们刚刚看到因我们的努力而打开的两门学科之窗，展现出跨学科的崭新图景，对这门学科的前景满怀信心的时候，却要被我们自己封闭，不寒而栗，陷入困惑的时候，有人告知我，此事已经由黄先生出面阻止了。这使我后来数十年在地理研究所的工作中，特别是动物地理研究上不敢有丝毫松弛而辜负黄先生为这门学科发展的一片苦心。考虑到加强动物与其他地理要素关系的研究，我在生态学家马世骏的鼓励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展了土壤动物的研究。为扶植这一新方向，黄先生将它纳入到农田生态系统的研究中，80年代在当时的大屯站建立了土壤动物实验室。这一举措说明了黄先生以敏锐的眼光看出在生态系统中作为分解因素的土壤动物的重要性，其分解作用强度是地理环境发育的重要指标之一。这无疑包括在他提出的地理环境发育的生物过程之中。每当谈起学科问题时，早期黄先生常说自己不懂动物；后期，他常常提到国外因未注意动物因素而导致生态平衡失调形成灾害的事例，提示我们在地理环境的研究中要注意动物因素的作用。可是，在地理所的实际情况是，对脊椎动物的研究只在早期有系统的野外工作，对土壤动物的研究主要是在院属长白山生态站进行，虽然它在我国生态系统研究早期起了示范作用，工作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但在所属大屯站此项工作终因人力原因未能坚持下去。回顾这段往事，黄先生似乎在遗憾中还带着一点对未来的悲哀。不过，当他喜见《中国动物地理》一书完成付梓，为该书作序时，是以希望与远瞻而结束的。他写到：研究和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不能不在自然的综合及自然与社会的综合中包括动物在内。他指出，动物地理研究当然有助于综合工作，希望给予重视，促使其发展，囊括整个动物界并探索其与自然，与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我相信，黄先生开拓的事业，终将会完整地继续发扬。

（作者写于2003年，原载于《高山仰止 风范长存——纪念黄秉维先生诞辰90周年文集》，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