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黄秉维先生作为老一代知名地理学家，专业于自然地理，指导培养了好几代自然地理工作者；而黄先生对经济地理也有较深造诣，却少为人知。五十年前黄先生对我的一段教诲的经历，我始终不能忘怀。

记得在1950年秋，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刚开始筹建、当时位于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不久，筹建处负责人周立三先生和所务秘书施雅风先生问起我的专业志向，我表示愿意长期从事经济地理研究，并且特别对工业地理有兴趣。他们当即说，黄先生是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竺可桢副院长兼任主任)，最适合指导我，但他现在上海的华东工业部工作，需要和他联系后再定。

大约几个月后，黄先生来南京开会时匆匆和我见了第一面，初步确定了导师关系。在为时不长的谈话中，他不仅给我鼓励，而且明确指出先要在工业技术和经济学特别是区位研究方面下功夫打好基础。记得在他推荐的几种参考文献中有韦伯的《工业区位论》，Zimmerman的《世界资源与工业》，都是英文书；同时他也谦虚地表示也可读读他写过的文章。至于如何安排随同他学习研究的问题，则要过一段时间再说。我在学习了他发表的“中国之铜矿”等文章之后，感到黄先生在地质学、工业地理方面都有深厚的学识。又听施雅风先生说，黄先生曾在前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工作过，因此我非常高兴能跟随这样一位导师学习。

等到了1951年春，黄先生从华东工业部调到了华东财经委员会，工作稳定下来，我终于得到可以去他那里学习一段时间的消息，于是迫不及待地在五月到了上海。这时黄先生担任基本建设处处长，一方面要全面考虑为数有限的基建投资如何安排，另方面还要完成正在进行的工业普查的组织工作，因此难得挤出多少时间和我详谈。但他还是对我提出了要求，那就是先熟悉那里的工作环境，同时自学一些自己缺乏的知识。当时在基建处的工作人员有杨利普、程潞、宋銘奎、黄秉成等，他们都像大哥哥对小弟弟一样地照顾我，或是给我业务上的辅导，或是帮我安排生活。我尽可能地充分利用时间了解华东地区的工业概况，结合学习一些技术知识；但是我又无法介入他们的日常工作，如何深入实践总感觉是个问题。

看来黄先生也已考虑到这一点。大约是在6、7月，他对我说，华东工业部计划兴建一座造纸厂，为此要组织一个选择厂址的调查组，进行前期工作，他已联系好让我参加。我当然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黄先生告诫我，可不要把造纸工业看得太简单，它是“轻工业中的重工业”，影响厂址的因素还比较多呢。我赶紧突击学习造纸技术知识，了解造纸工业现状，感到黄先生讲的完全正确。造纸的原料可以有多种，消耗量又很大，同时还要消耗可观的燃料、电力与水；造纸厂可以设置在接近原料、或接近纸张消费中心的地方，并需结合考虑运输、供水等有关因素。我们在7、8月作了野外调查，那个调查组由两位中年工程师带领，成员除我以外就是嘉兴造纸厂的几个新来的中学毕业生。在各地的调查中，我注意向他们学习技术知识，同时也力求发挥地理学的应有作用。在调查报告初稿中，我负责撰写造纸原料(主产于安徽的大麻以及山东、江苏的芦苇等)、燃料(主要是安徽与山东的煤炭)和辅助材料(江苏的碱、山东的菱镁矿等)一节，并对厂址选择积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调查组推荐了安徽淮南和江苏镇江两个厂址方案，并且倾向于淮南。九月回到上海后，我向黄先生作了口头工作汇报，他表示满意。多年之后，我了解到，以大麻为原料的淮南造纸厂已按最初的计划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