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  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自1958年秋我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至2000年末的42年期间，有幸在黄秉维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学习和工作，与他有稍多的接触，亲聆他的许多教诲，也算是对他有一些了解。现仅追忆点滴事例以缅怀黄先生严谨治学、为人师表的高尚风范和献身科学、服务祖国的博大胸怀。

　　一、引导跨入科研门槛

　　20世纪50年代黄先生提出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三个方向，并在自然地理室建立了相应的三个学科组。他对我们年轻人也着重要求补充所欠缺的专业知识，逐渐拓展我们的综合研究能力。黄先生认为西北干旱区植物种类相对简单，植物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也比较容易分析。所以，我来所后分到生物地理组工作的第一年，就参加中科院治沙队对准噶尔盆地库尔班通古特沙漠进行综合考察，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掌握有关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随后，又安排我到南开大学生物系进修学习有关植物水分生态生理方面的实验方法和技术，结合西北地区水分平衡的科研任务，在民勤治沙站开展植物蒸腾的观测试验研究工作。通过综合考察，对植被与自然环境各要素的相互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在定位试验观测中又加深了对自然地理过程的认识。这些都为我后来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工作打下较好的基础。在1979年他为我到国外进修学习所写的一封推荐信中，提出我应当更好学习有关科学试验的新发现，了解学科新进展，掌握与熟悉新方法，在深入的基础上拓宽研究的视野。

　　60年代末，我们进行珠穆朗玛峰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的总结工作，黄先生亲自为我们翻译德国地理学家特罗尔《热带山地及其气候与植物地理三维分带》一书(德文版)的部分章节。他审阅了我们关于珠穆朗玛峰地区自然分带的论文，提出修改文稿的许多有益建议。70年代他对地理所开展自然地理理论研究的建议中指出，要在一定范围内根据事实资料进行理论总结，结合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高海拔地域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规律。对青藏高原自然区划研究工作，他提出要注意高原自身的特点，不宜搬用低地的规则；他强调地形的作用，并要我们探讨解决高原山地区划中代表基面及其海拔高程等问题。

　　黄先生在1989年IGBP中国国家委员会的一次发言中，根据青藏高原幅员广、海拔高，长波辐射在地表辐射平衡中占有重要分量，地面又较干旱，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较小等特点，认为青藏高原对“温室气体”作用的反应会比其他地域灵敏，当能较早地“没春知秋”，应在研究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青藏高原的研究工作证实了他的判断，即青藏高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强烈，突出地表现为气温变化振幅大，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

　　二、学术氛围宽松民主

　　1998年在《黄秉维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他谈到在20世纪30年代和李四光先生一起在庐山看冰川地貌，彼此意见不一致。他说：“李先生那时已经是一个很著名的学者，我们在那里反对他，怀疑他，他还是非常的客气，所以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在黄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倡导学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例如，关于热带北界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争议，黄先生主张需要很好讨论，“不论能否取得一致，都应各述己见，求同存异，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90年代初黄先生收到《地理科学》编辑部寄来任美锷与曾昭璇先生“论中国热带的范围”的文稿，虽然和他的观点不同，但他建议刊出。他还把“关于热带界线问题”的第一节——国际上的热带、亚热带定义的初稿曾分别寄送编辑部和任美锷先生，说明黄先生学术上的民主作风和宽松的科研氛围。

　　黄先生很平易近人，我们在科研工作中遇到问题有机会也向黄先生请教，他很乐于谈他的看法，启发我们如何深入进行探索。他鼓励我们年青人发表各种观点和意见，即使我们的看法有错，他也耐心地加以启发和引导。同时也认真听取年青人的一些好的见解，如80年代初林振耀等从气候角度将青藏高原划分出高原寒带、高原亚寒带和高原温带，黄先生审阅他们的论文并加以肯定，随后他在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纲要中也予以采用。后来我和黄先生讨论青藏高原的自然区划时，建议可以将高原寒带略去而并入高原亚寒带，他也表示同意。

　　90年代黄先生提出开展新一轮的中国自然区划工作，张新时先生建议可以申请跨学部的重点基金项目。在一次关于区划的座谈中，张先生提出用生物群区(biota),黄先生则建议用生物物理(bio-physical)，指生物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区划。我考虑前者偏于生物本身，后者易与微观的生物物理混淆，遂建议用生态地理区域系统，包括生物与非生物两大类要素，黄先生鼓励我们组织申请这一项目，也同意这种提法。

 

三、严谨治学精益求精

　　黄先生做学问非常认真，对已发表的文章他常指出其中的不足，不断修改纠正自己的原有认识。如早在1965年“论中国综合自然区划”一文中，他就将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中的“热量带”改称为“温度带”，他指出温度对植物生长与分布的影响，比热量的影响大得多，按温度划分一般已足以表达光强与日长对植物作用的区域差异，因此可以用温度来近似地包括光和热两个因素，按此划分出来的带应该称为温度带。长期以来黄先生撰写有关地理研究的文稿很多，却不轻易发表。他经常复写多份手稿或油印文稿，分别寄送国内外同行征求意见，再三斟酌推敲，反复修改补充。

　　关于“生态环境”一词用得比较混乱，黄先生多次说过他对此负有一定责任。他说五届人大起草的宪法草案里有一条“保护生态平衡”，他认为平衡不平衡不能和有利不利联系起来，就主张将“生态平衡”改为“生态环境”，本来并没想到这是错误的提法。黄先生说他现在不赞成用“生态环境”这一名词，但大家都在用且禁止不了，认为应该有明确的定义。

　　早在1989年夏，所里就成立了《黄秉维文集》编辑小组，开始汇辑黄先生的论著目录、收集手稿文献，多方征求意见，确定入选文稿。黄先生本人对文集的编辑不积极，一再说过去的文章有不足和缺陷，多次推辞，不与合作。为此，我对黄先生说：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您的论著是我国地理学界的财富，即使过去您发表的文章存在个别问题甚至有些错误认识，把它们汇辑在一起，大家更能看到学术思想的发展和进步。后来，我还举出谭其骧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的一段话，即谭先生自己最初不答应出文集后来又同意出的理由来“说服”他。几经努力“劝说”，在得到他的默许后，我们将初选的63篇论著送黄先生审定。他删去一些不是他主要研究领域的文章，又补充了若干重要的论文，共计论著47篇，其中未公开发表过的有14篇。黄先生原拟逐篇过目，加以评注。我们担心因此而延误出版，希望他写成一篇总的评述。在文集即将付梓和他赴三峡考察前夕，黄先生为文集撰写了3万余字的“自述”和“自序”。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原拟在书名中加上“教训与体会”几个字，由于我们坚持认为不宜用作书名，但提出可在书中加以说明后，他才勉强同意。黄先生就是这样，对发表文章极其严谨，做学问一丝不苟、十分认真。

　　四、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黄先生一直主张要综合地研究问题，又强调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当时关于森林对于水的作用的片面认识，即几乎认为“森林万能”，以为只要有了森林便万事大吉的一些议论，他在《地理知识》发表了“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和“再谈森林的作用”等重要论文。他旁征博引从科学的角度阐述了在不同自然条件下森林可能产生的不同作用，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认识森林对自然环境的作用。黄先生的观点持之有理、论证有力，他的秉笔直书的确打破了内行人的沉默，让大众听到和了解科学家的正确意见，在我国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在2000年春的一次研讨会期间，水利部原部长杨振怀先生告诉我，他在春节前将黄先生关于确切估计森林作用的两篇文章复印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希望他们在假日期间能有时间读一读。后来国务院领导同志批转给有关主管部门，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座谈并写了一个报告说，不知为什么又把黄先生的文章拿出来，还称黄先生在私下里曾承认他的观点有偏颇。黄先生得知后非常生气，说我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从来都没有这样说过。事后，黄先生专门组织召开关于森林作用的学术研讨会，安排老中青科研人员相结合的课题组，对近20年来这一领域的成果加以研究和综述。研究结果仍然证实了黄先生的观点，即森林对于水的作用决不是一个模式，要按实际情况确切估计森林的作用，并不是说到处有了森林，水就会变多或变少，或是某个季节变多，某个季节变少，没有一定的规律。黄先生在“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中指出“我们必须按照现在的条件，对森林的作用逐项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部署，不问是否符合事实，是否真有道理，夸大森林作用，在行动上就可能盲目大干，劳民伤财，给国家经济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他的观点至今对我国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针的制订和实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五、结合实践服务国家

　　20世纪40年代初期，黄先生在资源委员会工作期间曾主持撰写了许多研究报告，其中有“中国资源开发问题”、“中国资源保存问题”、“黄河水利概论”、“长江水利概论”等，说明他一直关心国家的建设工作。在50～80年代担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期间，他既重视地理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筹划全国地理科研机构的布局与科研工作的部署，同时他认真贯彻任务带学科的方针，将发展地理学与服务国家目标和满足社会实践需求结合起来。如50年代初，他亲自参加黄河中游土壤侵蚀与保持的考察与调查，编制了我国第一幅1︰400万黄河中游土壤侵蚀分区图。50年代末他担任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副队长，安排地理所的大批科研人员参加，并于1960年亲赴西北省区几个治沙试验站指导工作。在60年代初，他根据国家需求，部署开展中国北方水分平衡研究任务，开展定位观测试验工作，保存了有生力量。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科研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黄先生一方面继续重视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十分关注国家建设和区域发展研究。以坡地改良与利用领域为例，黄先生综合坡面水蚀、土壤保持和木本油粮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考虑传统农业与非传统农业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中国东部存在着采用生物措施显著提高坡地持续生产力的可能性，而充分改良和利用坡地是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关键之一。黄先生于1987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华南坡地改良与利用研究”方案，得到广东省省长叶选平等的积极支持，欢迎该项目在广东落户进行工作。1988年黄先生赴粤，组织专家修订计划，以广东科学院属下的几个定位站为依托开展试验研究，此后他还曾多次前往指导。经过多年努力，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总结出有效的改良利用经验与模式，对绿化荒山、保持水土、山区发展起到很好的作用。90年代他亲自到兰州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会建议并申报“中国东部典型区坡地过程及其改良利用研究”项目，组织有关单位联合在三峡库区秭归开展试验研究，从等高植物篱种类的选择，当地群众坡地利用经验的总结，到与石坎梯田的投入产出比等，他都做了部署和仔细的了解，希望能为中国东部坡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黄秉维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和辛勤的劳动，为推动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强调地理学的综合研究，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张地理学要面向建设实践。他勤奋用功、博览群书，不囿于成说而锐意创新，他治学严谨、实事求是、锲而不舍。总之，黄先生在治学、工作和为人方面的优良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鞠躬尽瘁的崇高品德，不愧是继竺可桢先生之后我国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榜样。

（作者写于2003年，原载于《高山仰止 风范长存——纪念黄秉维先生诞辰90周年文集》，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