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述彭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三生有幸，我跟随黄秉维先生，从浙江大学到中国科学院，前后六十余年。1939年，我上大学二年级，黄先生讲授《自然地理概论》，让我协助他编绘插图和挂图，作为工读。直到2000年先生辞世，大部分时间，我都生活、工作在他身边，在他的指导、关怀下学习、成长!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先生的教诲和鼓励，言犹在耳，关爱鞭策，罄竹难书。抗战烽火、风雨如磬的流亡大学生活在一起；十年动乱、农村社教、干校劳动也在一起；黄河流域规划、自然区划工作在一起；科学大会庆喜授奖也在一起。患难相依，荣辱与共，更加深了我对先生人格魅力的敬仰和对先生严谨学风的感受。先生忌日周年，当年追随先生左右的师兄弟们，不少已陆续作古，责无旁贷，我应该代表他们向黄师致敬。无奈年已耄耋，反应迟钝，记忆衰退，谨此追忆二三事件，以志缅怀，也可能语焉不详，难以窥见先生长者风范之万一。

　　一、营造宽松学术氛围，孕育综合英才

　　黄先生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直接受到德国地理学派费思孟等的熏陶，与周立三院士、梁溥、楼桐茂教授先后同窗。青年时期，对自然地理的基础理论与野外观察，功底都是十分深厚的。曾以德文发表有关青岛附近海岸地质与地貌的论文。翁文灏主持地质调查所，遴选他协助撰写一部《中国自然地理》专著。当时的地质调查所，学术气氛相当浓厚，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为新中国地学界培养储备了大批精英帅才，后来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超过30人，大都是开拓一个学科新领域的领军人物。除地质科学外，地震、土壤、地图等学科都人才辈出。谢学荣、李善邦、熊毅、李庆逵、曾世英等知名科学家，当时都是风华正茂的中青年，也是黄先生的同事和朋友。翁文灏是地质学家，但兴趣广泛，发表过《中国山脉考》、《清初测绘地图考》等文章。他蓄意物色自然地理学的领军人才，黄先生名列首选，不负期望，很快就写出一部初稿。可惜在抗战年代搬迁中轶失了。1939年，竺可桢就任浙江大学校长，延聘自然地理学教授，翁文灏鼎力推荐黄先生任讲师，黄先生决心重写《自然地理概论》作为讲义，分发给我们这些学生，夜以继日，达旦不寐，组织学生刻板油印，描绘插图，历时两年，初稿完成。当时出版非常艰难，后来也没有正式出版。黄先生但问耕耘，不问收获，淡泊名利的敬业精神，可见一斑。1944年，翁文灏出任前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又召请黄先生加盟该会所属经济研究所，任专员。于是，黄先生离开浙江大学，去重庆牛角沱工作。先后有施雅风、吕东明、蔡钟瑞、宋铭奎、杨利普、严钦尚等浙江大学师生前往该所，作为黄先生领导的区域经济组的团队成员。我作为在职研究生也曾前往工作。当时主要科研任务：一是程潞负责的一系列水库淹没损失土地利用调查；二是翁文灏交办的编写《中国区域地理》的讲稿；三是中国矿产资源地图集的编制。照顾我作为研究生的学习和考试，让我参加云南螗螂川流域的水力资源调查，作为硕士论文的野外实践、锻炼，指导我认真学习卜凯的中国土地利用和张心一的农业统计地图，提高分析的能力。宋铭奎和我分工矿产资源图的编制，评估华中盆地(湖北、湖南和江西)的矿产资源和开发条件。当时二战期间，钨锑锡汞等战略资源是由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开发后，运往苏联和美国的。黄先生很重视图集的工作任务，请涂长望先生介绍去和美国军事制图局洽谈航空摄影像片的利用问题。在编写《中国区域地理》的任务中，全国划分为七个大区，大部分由黄先生亲自执笔，作出示范，也给学生留出练习的机会，各分一章。1947年，我分工编写东北敌占区，即当时作为满洲国的“敌伪资料”，以《东北经济地理》出版。黄先生亲自执笔的四章，又束之高阁。也许在国民党政府档案中还有可能找到。无疑是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的。

　　黄先生光辉的一生，都是在比较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度过的，同时他也竭力为青年学子营造比较宽松的工作和学习环境。他自己敢于接受时代的挑战，开拓创新，也善于团结周围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工作实践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新中国成立初期，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以后随着来自社会和科教界的压力，勇敢地同时承担起《全国自然区划》、《全国农业区划》和《国家大地图集》等三项重大国家任务，带动着20多个新兴分支学科的开拓；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在全国范围部署了具有区域地理特色的地理研究基地，组建一批野外观测台站和室内分析实验室；接受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忝列于国际知名大所的行列。我认为这些都是与黄先生能够大不自多、海纳江河、师法前贤，而又身体力行，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的努力分不开的。

　　二、承担国家重大任务，带动学科发展

　　全国自然区划是黄先生毕生最艰巨的工作，贡献最大的国家任务。早在浙江大学任教时，先生就提出过“全国地植物区划”的论著和地图，后来录入《苏联大百科全书》，自成一家之言。深受钱崇澍、秉志等先辈植物学家的称道。新中国成立之前，竺可桢先生的全国气候区划，早已蜚声海内外，并由张宝堃、卢鋈等继承发扬，数易新稿。地理学家洪绂、林超、任美锷教授均有专著发表，多有建树。诸子百家，各有千秋。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国家科学枝术发展规划，毅然将全国自然区划列为国家首选项目，编号01。由竺可桢副院长亲自挂帅，约请全国许多学科的权威专家吴征镒、马世骏、侯学煜、周廷儒、罗开富等当时中青年科学家参加工作，施雅风任学术秘书，在地埋研究所设办公室，竺老亲自坐镇，每周来所工作一天，所党委李秉枢全力支持。推动各省纷纷开展自然区划工作，苏联专家格里哥里也夫和萨莫依洛夫先后来华指导。浩浩荡荡的队伍，全国范围的声援，堪称地理学界盛极一时的壮举。黄秉维先生肩负重任，运筹帷幄，部署了气候、地貌、陆地水文、土壤地理、植被、昆虫等六个部门区划，自己又亲自主持综合自然区划。明确1级区划以积温作为定量指标，划分地带；Ⅱ级区划以地貌组合作为区域单元；Ⅲ级、Ⅳ级区划则以自然景观类型单元为依据，主要侧重为农业服务的水热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地域差异。全国自然区划完成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侯学煜先生加以引伸发挥、提出了大农业观念的建议，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批转各省市干部作为必读材料。嗣后，又由范长江和何康先生主持发起，全国开展农业区划与农田样版区的试点。黄先生由此受聘为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荣誉会员。这些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和新版教科书中大都一直被采用。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地理学界积极参与自然区划原则、方法的研究，特别是对南亚热带界线、柴达木盆地的归属、与三大区域结合过渡关系的厘定，引起了相当广泛的讨论，任美锷、赵松乔还提出了全新的中国自然区划方案。围绕全国自然区划、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非常活跃。

　　自然区划工作初期，完成地貌区划之后，根据黄先生的部署和指导，我曾参与四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提供自然区划工作所需要的地理底图。当时全国航测尚未完成，加以国界纠纷，市场没有公开发行的地势图，我们通过学习前苏联制图综合的方法和经验，编制1:400万《中国地势图》，结合中国地理特点，改进了水系密度、构造地貌与气候地貌的描述，提高了自然区划的定位精度，体现了自然区域的结构模式。其次，是组织对区划界线的实地勘察，周廷儒、施雅风和我为一组，对秦岭—淮河线，贵州高原与湖广盆地、南岭与十万大山等，进行了“长征式”的路线勘查。第三，在太湖流域和沁河流域试点，研究景观单元详细分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当时还没有卫星遥感图像，通过实地考察，很有收获，1957年在第一次学部大会上，作过汇报，国内外学术刊物主动发表译文和评论。第四项工作，则是《国家大地图集的设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的编制。它是自然区划研究任务的延伸，又是国家科学规划的独立项目(编号04)，即以地图的形象语言，系统整理与分析我国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数据和资料，在自然区划工作框架与典型案例的基础上，进行更加详尽深入的空间分析，体现自然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与区域分异的规律。自然区划和自然地图集(第一版)，黄先生都坚持只在内部发行，直到1985年，黄先生还非常谦逊地只申报自然科学二等奖。其实，科学界对这项任务的成就给予的评价还要高一些，因为它当时带动了一些新兴学科的发展，例如新构造运动、第四纪地质、海洋生物、动物地理等等，不少于20种新的分支学科的第一幅地图，是在自然图集工作中率先发表的。可以说，这是掀起的地学界知识创新的一次高潮。对于这卓著功高的贡献，黄先生从不居功自傲，体现了他淡泊名利的长者风范。对于处理科学成果，黄先生谦虚谨慎，反对急功好利、浮燥浮跨的严格自律的风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示范教育。

 

三、求真务实，学者风范

　　先生治学非常严肃、执着、求真务实，一丝不苟，反对炒作、浮躁。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他主持制订黄河流域规划，需要黄淮海平原的地形图。他委托方俊院士指导我们，编制1:20万地形图108幅。按当时引进的苏联规范，等高线间距为50米，那么从渤海海滨到芦沟桥边，超越了3个图幅，只有等高线2条!他支持我们打破常规，不惜工本，收集从30年代以来前顺直水利委员会直到50年代华北水利委员会，实地测绘的1:2000～1:10000比例尺的水利地图7000余幅，标绘出其中0.25米间距的等高线，浓缩到1:20万比例尺的地形图上，作为黄河中下游和黄淮海平原规划的基础。在地图上，黄河大堤内外的微地形高差，每个曾经决口的堤防险工与决口水潭、小冲积扇，从而使之渤海海岸的沙堤与贝壳堤的组合，整个黄河古冲积的发育和黄淮平原的形成，历历在目。为此，得到了他的高度赞扬，推荐申报中科院最早设置的地学部集体科学大奖。

　　先生对待学术争论，坚持真理，决不苟同。20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院的院士，作为中国科学院的顾问，根据陇海铁路线、沿河谷的观察，提出中国黄土水成的观点，黄先生建议我们陪同他们到南京方山去看地质剖面，推敲黄土堆积层与玄武岩和雨花台砾石层的关系。又如，苏联院士主张把亚热带界线划到北纬40°，与高加索相呼应，黄先生就请他们春节前后来北京工作，体验大陆季风气候的变率。国内有些科学家宣传值树造林，片面强调可以“保水”，黄先生提醒大家需要因地制宜，不能忽视树木的大量蒸发蒸腾作用。如果真理说过了头，就可能成为谬论。我们组建“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时候，黄先生担任学术委员，慎重地问我，国际文献都称为地理信息系统，何以改称资源、环境信息系统，我们解释不是从学科着眼，而是考虑国情，人口信息系统已经建成，主要是面向国家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对象，黄先生才点头同意。他对科学术语的应用，非常关注。例如：“生态环境”是在全国人大制订宪法时，由他本人建议的，然而他对人们的界定，一直认为不很贴切，需要改正。他和生态学家马世骏和侯学煜院士都是很知心的朋友，但一涉及“生态环境”问题，他们就会展开激烈的争论。1985年卢嘉锡院长为了论证科学院是否应该设置“资源与环境”科学局的时候，嘱咐我分别向他们三位请教，但叮嘱我不要采取开会辩论的方式。

　　对我国地理科学的发展，黄先生更是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他和竺可桢先生一起，认为地理科学首先要提高学科自身的现代化水平，呼吁青年地理学家强化数、理、化的基本功。在地理学报发表了他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带头攻读高等数学。他组织了大屯、石家庄、禹城、民勤等一系列定位实验站，观测和研究自然过程，服务于农业生产；同时也把地理科学推进到实验科学的新高度，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来加入全院组建生态网络，成为主要台站之一。我们原来从事地图学、气候学和地貌学的一部分中青年同志，则沿着黄先生指引的地理科学新方向，开展卫星、航空遥感应用与地理信息系统等新领域。我们认为，遥感是“物理手段、数学方法和地学规律”的综合技术手段，而地理信息系统正是体现黄先生一贯倡导的辩证方法：“在深入分析基础上的高度综合；在高度综合指导下的深入分析”的原则。开展遥感应用与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不仅是地图学的延伸；应该说是推进地理科学现代化的战略决策，完全是竺、黄二位奠基人所期望的现代地理学的实现。1978年，当地理所成立二部(遥感应用)又被调到空间中心去的时候，他非常关切地对我说：“我对你们的工作一直是放手不放心，只是由于高新技术花钱太多，影响其他学科的经费，所以分设二部，可并没有叫你们离开地理所”。后来，1985年，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又回到黄先生麾下，成为地理所建立地球信息科学，开发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和数据共享、提供地理信息服务的新基地。

　　黄先生学识渊博，博古通今。国内外学术动态，如数家珍。为了阐述他的学术观点和主张，下笔千言，口若悬河，爱国敬业的精神，溢于言表。遇到关键问题和重大决策，他经常约请几位专家和中青年学生，到他家里去讨论。忆想往事，特别是在抗战年代，于重庆虹桥的岁月里，涂长望、谢家荣和先生等几位师长与我们过从很多；我们漂泊异乡的“三侠客”(杨利普、宋铭奎和我)，更是以师母王爱云同学的身份，成为座上常客。那时候，黄先生却往往是沉默寡言，耐心地听我们闲聊，一旁吸烟、喝茶，偶尔发言提问和议论。即使是对我们工作中的建议和汇报，只要黄先生不提出反对，我们就认为是得到了他的默许。大概这就是所谓“放手不放心”的方式吧。

　　黄先生以87岁高龄，撒手辞世；但其音容宛在，言犹在耳。我们这些老学生们，虽然年岁耄耋，须发苍白，仍然一直是在沿着黄先生所指引的道路，步履艰难地蹒跚前进着！

（作者写于2003年，原载于《高山仰止 风范长存——纪念黄秉维先生诞辰90周年文集》，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