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传钧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943年秋，我在重庆中央大学地理系任讲师。当时在遵义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的黄秉维副教授寄给我的系主任胡焕庸教授一份地理学通论的讲课提纲征求意见，胡师因我也在教地理学通论这门课，就让我先看看提提意见。提纲是黄先生用毛笔写在红格十行纸上的，字迹很工整，章节也开列得很细致。我读过后认为该提纲着重讲解自然地理，其中植物地理分量特别多，而前面的数理地理分量太少，后面的人文地理基本上没有谈，这样在内容上就不完全符合地理学通论课程的要求。我把这个看法向胡师汇报后就了事，当时却没有想到直接函告黄先生，失去了和他联系的机会。

　　事隔5年，1948年秋我从英国留学回国，应前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林超先生之邀，到南京参加该所工作。当时黄先生正在南京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经林先生介绍我专程去拜访了黄先生。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个典型的谦谦学者。解放后中国地理研究所纳入中国科学院，在此基础上经改组扩编成立了新的地理研究所筹备处，由竺可桢副院长兼任主任。没有想到副主任一职却由当时已经转入上海华东财经委工业处任处长的黄先生担任。当时他没有到南京到任而直接去了北京，负责由苏联专家建议的中华地理志自然地理部分的编写工作。

　　1953年我参加包兰铁路选线调查告一段落，到北京向铁道部设计院汇报工作，而黄先生正好参加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考察后回到北京，我们会面之下就交流谈谈跑野外的体会。他因长期以来只做室内研究，这次有机会出去调查，显得特别兴奋，畅谈一番他对黄土高原保持水土的看法，我深受感动。次年我住到北京，和黄先生一起参加水利部主持的黄河流域规划工作，他就搞水土保持，我搞水利灌溉，和他交流的机会就多了。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黄先生投入自然地理和自然区划研究，我则投入农业地理和经济地理工作，直到1964年双方才共同搞农业区划的调查研究。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我们都被挂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而遭批斗。70年代初又同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劳动。直到林彪反党阴谋暴露后，才逐渐恢复科研工作，黄先生投入《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的编写，我则先到黑龙江考察宜农荒地资源，其后结合《中国农业地理丛书》的编写而开展一些典型调查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我和黄先生也从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双轨制”平行作业进入到联合作战的新阶段，我成了他多方面的副手：他继续担任地理研究所的所长，我当了第一届副所长；他继竺老而当选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我被选为副理事长；1978年两人一同被东京联合国大学副校长、国际地理联合会秘书长孟斯哈特(W.Manshard)之邀到日本访问；1979年中国科学院派出第一个地理代表团访问美国，他任团长，我充任副团长；1988年，中国地理代表团到澳大利亚参加第26届国际地理大会，我当团长干具体工作，他当顾问领导全局。从此后国际地理界都知道中国地理界有一个“HUANG-WU Link”(黄吴连环)。在此过程中，我们两人在专业研究方面虽然仍然循着“双轨制”平行作业，但对地理所的业务工作、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地理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等问题都经常交换意见，形成共同观点，落实到一致的行动，于是两人的学术观点也有了更多的趋同倾向。他曾对我说：“地理学各个小专业的研究，搞、搞、搞，最后都要集中到人地关系和经济地理问题上来”。他的晚年除了从事陆地表层系统研究外，根据客观需要，还看了不少经济问题方面的书，甚至追本寻源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些权威学者的书也找来看。

 

20世纪80年代初，黄先生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要有两个介绍人。其中一人组织上指定是地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子川同志，另一人最好是一个党员科学家。黄先生提出希望我介绍他。当时我觉得他信得过我而高兴，同时我认为他解放前政治历史清白，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拥护党的政策，基本上具备党员的条件，如能及时吸收他加入组织，在地理所和全国地理界都可以发挥有利影响，因此我对他说乐意做他的介绍人。

　　我自1988年到1996年，当选国际地理联合会的副主席，得知每4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地理大会上都要给三位在国际地理界杰出的地理学家颁发荣誉奖，而中国地理学者尚没有人当选。因此，在我任期满的前一年即向执行委员会推荐了黄先生作为候选人，得到委员们的赞同而顺利通过。到了1996年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29届国际地理大会，黄先生因身体不适未能参加，我在大会上介绍了黄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对发展中国地理学的贡献，并代表他接受了国际地理联合会颁发的荣誉奖状。会后我回国第一件事就是把奖状亲手转呈黄先生，并且对他说：全中国地理界都为他获得这项殊荣而高兴!他听说后也不由得会心地笑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