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见安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值此秉维师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不禁引起悠长回忆、无限遐想和崇高敬仰。是大师引导我们进入地理科学研究的殿堂；也由于大师多年的谆谆教导，对研究方向的深思熟虑、对工作的精心安排、对学习生活的关怀备至，激励着我们在发展地理科学事业及其为人类福祉、社会进步、国家繁荣和经济建设服务的征途上，坚忍不拔、奋勇前进、竭尽努力与忠诚奉献。大师的言传身教，令人永志不忘。 

 

忆及当年，1955年我从母校中山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时，有幸第一个被分配师从先生，从事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当年没有研究生制度，但新来研究所的大学生均须指定导师，在导师指导下学习工作数年，通过全面考核(包括外语考试和论文答辩)，取得助理研究员职称之后，才被认为具备了独立工作能力；以后，就可以单独工作，承担课题或任务，也可以带“徒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研究实习员大约相当于当今硕—博联读的研究生，所不同的是研究实习员的学习是结合工作进行的，当其助理研究员职称考核获得通过时，即相当于完成了其学位的研读。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是在先生独到深邃的学术思想指引、严格要求、细心呵护下走过来的。记得先生特别重视对年轻科研人员基本功和基础知识的培训。认为除了打好本门学科的基础外，地理科学特别需要吸收其他学科的先进知识和技能来充实提高自己。忆当时初到先生门下，先生首先要求学习新译成的卡列斯尼克的《地理学原理》一书，借以加深对地理学基本原理的掌握和理解，并委托沈玉昌先生具体指导学习，由此可见，先生对基础知识培训的认真和严格。该书由中山大学的唐永銮教授和王正宪教授翻译，我当时作为他们俩的学生也参与过该书附图的翻译，因而对之略有所知，应该说，该书在当时是自然地理学方面一本概念明确、系统性和完整性均佳的参考书，研读后确有不少收益。黄先生更强调的是要求他的学生们要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硬着头皮学习基础科学数、理、化、生物等有关理论和技能来丰富、武装、改造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年轻学子们有时不能完全理解大师的良苦用心，担心钻研其他学科的东西，怕钻进去后拔不出不来，偏离了地理学。黄先生有句名言，“你们光钻进去，然后我帮你们拔出来”。鼓励青年学子们打好基础，开阔思路，才能创造性地开展地理科学的研究工作。为了培养年轻科研人员的研究能力，把他(她)送到有关研究所，如土壤所、林土所、植物所等单位去进修。同时，先生对年轻科研人员的外语能力训练也很重视，先生自己通晓英语和德语，因工作需要，又自学掌握了俄语，还不断坚持学习，扩充词汇，他常向年轻学子介绍记单词的经验和体验。他说，记单词要像吃花生米一样。一颗一颗吃，一个一个地记，也就是说要把它当作乐事，而不是一种苦事，这样才能记得牢固。他还说，可以把单词写在小纸条上，一面写外语，另一面写中文，放在随身的口袋里，可在买饭排队、上车排队或其他空余时间，随即拿出来学记，既摆脱排队或余暇时的无奈和无聊，也收到了学习外语的良好效益，何乐而不为。在先生的激励和表率作用带动下，当时在年轻学子中确实形成了良好的学习外语风气，个个争先，不但学俄语，而且也有学第二外语、第三外语的，在当时所里举行的外语测试中，取得了最为优良的成绩，也为其后的科研打造了较好的外语基础。

 

地理研究所于1958年才由南京本部迁来北京，但此前在北京有一个《中华地理志》编辑部，人员不多，算是南京所的分支机构，我毕业分配来所时，先到南京所本部报到，当被确定跟黄先生工作时(当时黄先生在北京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随后北上，随黄先生到全国科学规划会上服务，在生物地学组做些辅助性工作，作为一个刚从大学毕业走上科研征途的青年，在这里学到了在别处难以学到的知识，开阔了眼界，见到我国科学界许多很有造诣的名家，领略了科研领域的博大及其对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也初次见识了生物地学研究范畴的辽阔和复杂，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和学习机会。

 

继科学规划会之后，随之由竺可桢副院长领导，秉维先生主持的大型全国自然区划工作着手进行，由于规模大，涉及科学领域广，成立了自然区划委员会，并请了苏联顾问萨莫伊洛夫，汇集了国内8种区划领域(水文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物、动物和综合自然区划)的顶尖科学家来共同商议完成。其规模之大、问题之复杂、学科之齐全和人员层次之高，均极其可观。由此可知，有多少协调工作需要进行，有多少科学问题需要商议和讨论。这也是我跟随先生所接触到的第一项科研任务，作为初登科研殿堂的青年学子，在这样高层次的工作中，主要是做些辅助性工作，但在其中学到了很多很多。在无数次的关于各种区划问题讨论和协调会议上，充分领略了各家之言，及其学术思想特色，其中也包括了当时苏联一些有关科学家的论点。此时，我作为会议记录者，得认真聆听速记，因而无形中也使自己得到了广泛而丰厚的有益收获。这些收获成为我其后各项科研工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种宝贵“财富”。据我个人的体验，自然区划理论或原理应是地球科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甚至生命科学研究者应该具备、不可缺少的基础知识。领导主持这种多部门的自然区划工作，难度很大、纷繁复杂，黄先生成功地主持这样的工作，正好体现了先生在地球科学领域博大精深的造诣。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自然区划工作实属不多见，这次所确定的自然区划方案，迄今仍被各有关部门使用，成为一套极富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