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度　杨勤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和辛勤的劳动，为推动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促进地理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优良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鞠躬尽瘁的崇高品德汇集一身，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地学界的一代师表和学习的榜样。黄秉维先生在1963年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以最严肃的态度，提出在心里久已蕴蓄着的希望——希望接纳我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成员，我将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所有力量”。1981年所在支部讨论了黄秉维先生的入党申请，实现了他的这一愿望。此后黄先生更加日以继夜地勤奋工作，多次被评选为优秀的共产党员。黄秉维先生虽然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对发展中国地理学的贡献以及在治学、工作和为人等方面的师表风范是中国地理界的宝贵财富，将永远被后人学习、传颂。 
　
　　一、早期的科学救国思想 
　
　　在青少年时代，黄秉维先生经历了军阀官僚的欺压、帝国主义的侵略、前政府的腐败，国弱民贫的痛苦激发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他以科学救国为人生目的而奋进图强。这种爱国主义的高尚气节，激励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祖国鞠躬尽瘁。　
　
　　黄秉维的祖父黄长龄，曾在清末抗法名将冯子材部任官佐，常以“自打鼓，自扒(划)船，自斩(砍)竹，自围园”勉励后人发愤图强，自食其力。他父亲黄叔均，青年时就读于北京京师大学堂，攻法律，毕业时名列第一；毕业后，多数时间失业。黄秉维先生1913年生于广东惠阳(现惠州市)，他少年时期家境清贫，在惠阳私墪接受启蒙教育。当时的中国，内战不止，外侮日滋，山河危如累卵，民生憔瘁不堪。这在他思想中铸成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8岁时，听老师在教室朗诵课文，“皇皇华夏，将即于奴，戚戚江山，日变其色”，不禁潸然泪下，泣不成声。列强虎伺，乃由于国弱民贫。他目睹军阀专横，熟闻官吏腐败，更深知家庭经济拮据，有惟恐饔餐不继的心清。他父亲在外地饱尝失业之苦，指望他投考邮局或海关，求一个“铁饭碗”。黄秉维先生以孝顺见称于亲友，立即加倍努力，学习英文。不久即认为这是投身于外国控制下的国家机关，必须决然舍去。但家境贫寒，无力再供他读书。至20岁以后，尤有必要较早地培养可以找到职业的技能，不得不快马加鞭，自然而然很快就养成勤奋的习惯。他反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和残民以逞的军阀官僚，又缺乏与他们作斗争的勇气。当时知识界有不少人提倡科学救国，他欣然如获至宝，决心以此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桃花源，乃昕夕衔枚，疾足奔放，以两年时间，连跳五级，考入中山大学理科预科，并拟预科毕业后专攻化学。当时报载外国科学家在华考察探险采集大量标本等消息，青年黄秉维先生痛感为什么中华民族不研究祖国山河。1930年升入中山大学本科时，他决定放弃化学，而改学地理。他说，我在思想上是抱着“科学救国”的志愿进地理学系的。　
　　
　　在中山大学，黄秉维先生对教师都很敬重。但德籍教授W.Credner要他研究羚羊峡成因，绘制地貌图，W.Pazer教授要他调查客家迁移路线，他却怀疑他们可能为德国侵略中国搜集情报，托词谢绝。抗战期间他任教于浙江大学，但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并未淡忘“科学救国”。他认为自己投身地理界已逾十年，无以救国，无路请缨，只有幻想：国亡则以身殉，光复山河则匡助建设。因而他较多地涉猎经济地理，在遵义得不到所需资料，乃于假期去重庆、北碚。当时翁文灏、钱昌照等主持资源委员会，在研究战后经济建设计划，邀黄秉维先生参与。他大喜过望，便于1942年，退回浙江大学聘书，投身于资源委员会的工作。当时的具体任务是为战后建设计划而研究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保持，受命组织水库损失调查，参加三峡规划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