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张文静    发布时间：2016-7-1   

　　当下，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选择住在哪个城市，往往决定了你会过着怎样的生活。无论是“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显示出的是人们对于居住地的纠结。究竟哪些城市更宜居？近几年，国内不少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在调查研究后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但这些研究报告与排名得到的常常是鲜花与板砖齐飞。一座城市是否宜居，到底应该看客观指标，还是听人们嘴上的评价，抑或是数脚下的选择，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一份报告引发的风波 

　　今年6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文忠带领的宜居城市研究小组发布了《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以中国40个案例城市为对象，使用客观指标与主观评价指标相结合的方式，从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6大维度出发，评价了中国宜居城市的发展水平。 

　　其实，早在10年前，张文忠的团队就开始对宜居城市进行研究，并出版过一份《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此后，张文忠开始进行大量的数据调查和分析。2005年，他的团队在北京做了5万多份调查问卷，2009年和2013年又分别做了1万份。2014年，他们在环渤海地区也做了1万多份调查问卷。2015年5月，又在全国范围内做了7000多份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城市宜居性评价、居民居住与通勤现状、居民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个人与家庭情况等4大部分和22个题项。在这些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张文忠团队终于完成了这份新版的《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中的一部分内容是将作为样本的全国40座城市进行了宜居排名，前10名分别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威海、苏州、珠海、厦门、深圳和重庆，北京和广州分别位居倒数第一名和第二名。 

　　“青岛的城市综合宜居性评价最高，昆明具备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和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三亚以空气环境健康取胜，大连在城市安全性和自然环境宜人性上表现突出，威海则是自然环境舒适性和宜人性优势明显。”对于这份榜单的前五名，张文忠解释说。 

　　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是，这份报告发布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议。首先是有人为北京和广州跳出来“喊冤”，随后有人因成都等城市因为没有被排进前十表示“不服”。 

　　对此，张文忠解释说：“北京排名垫底是由于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和居民对自然环境的认可度三大维度的制约。雾霾和堵车拉低了北京的排名。但并不能因此就抹杀宜居北京的建设成效。从2005年至今，北京的城市安全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和交通便捷性有了很大提高。”但对于宜居城市排名的指标是否科学客观、排名结果是否与居住者的主观感受相符、综合性排名能否决定一座城市是否宜居等问题的讨论依然没有结束。 

　　“宜居城市”是个宽泛的概念 

　　就在国内宜居城市排名正讨论得沸沸扬扬的同时，英国Monocle杂志也在最近推出了2016年度“全球25座最宜居城市”排行榜。在这份榜单中，日本东京获得冠军，紧随其后的是柏林、维也纳、哥本哈根和慕尼黑，中国只有香港入围。Monocle杂志的榜单综合了安全度、城市建筑、公共交通、环境问题等指标，尤其是不仅关注城市白天的一面，还将侧重点放在了夜幕降临后的城市是否能依然保持繁华与活力上，更额外考量了城市独立书店的数量等细节，采用的指标显然与刚发布的《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不同。 

　　在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廖含文看来，评价标准出现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目前宜居城市还是个定义不太明确的宽泛概念。“宜居城市是个相对新出现的概念，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想要舒适居住感觉之后发展出来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需求从基本的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过渡时，才会提到宜居。”廖含文说。 

　　20世纪30年代，国际现代建筑协会提出的口号是关于“最低的生存住宅、合理的建筑方法”等，强调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还谈不上宜居。1933年，国际建筑协会通过的《雅典宪章》首先指出，城市规划的目的是解决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大功能活动的正常进行。在廖含文看来，这四个功能也还是最基础的。 

　　“到了1981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第14届世界大会上的《华沙宣言》，首次提出要关注人的需求，这是西方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到了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人居委成立，人居与我们后来所说的宜居具有连通性。1996年，联合国人居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城市应当是适宜人类居住的居住地，这是首次将‘宜居’一词放到了这一等级的文件中。此后，全世界对宜居问题的探讨才逐渐多了起来。”廖含文介绍说。 

　　在国内，虽然两院院士、建筑学家吴良镛早前就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体系，但直到21世纪初，北京市发布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才首次出现“将宜居城市作为发展目标”的说法，随后很多城市纷纷效仿。这样看来，国内的宜居城市建设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 

　　“居住者最有发言权” 

　　对于宜居城市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明确说法，对其进行评价的部门和机构也很多。“除了中科院地理所推出的《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外，还有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编写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的《GN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等。这些评价标准评选出来的城市有重叠，也有差别。”廖含文说，“宜居城市大的共性原则大体可以确定，包括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稳定、生活舒适、经济繁荣、交通便捷、有一定的文化氛围等，但是对这些原则如何细分、其权重又分别是多少，不同的研究者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指标权重的科学性很难把握，对宜居城市的评价也很难得到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 

　　在对宜居城市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张文忠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不同年龄、学历、户籍状况和家庭月收入等属性的居民，对城市宜居性评价的结果明显不同。“比如，20~29岁、40~49岁、本地户口、高学历、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和2万元以上的社会群体对所在城市宜居性的评价较低，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的满意度要高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张文忠说。显然，调查的社会群体不同，也会直接影响最后的评价结果。 

　　“此次中科院地理所发布的宜居城市报告突出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一部分结论是通过调查问卷结果产生的。”廖含文说。 

　　“无论是建筑理论，还是城市规划，我都非常强调使用后评价。过去，我们的建筑师、规划师只管设计，很少去做回访的工作。但实际上，对于设计、规划到底好不好，使用者最有发言权，城市是否宜居，居住者最有发言权。”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硕贤告诉记者。 

　　纵向比较更能看出变化 

　　在廖含文看来，宜居城市的评价体系很难达成共识，各个城市之间也不是那么容易比较，“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色，比如国际公认的宜居城市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转口贸易和核心点，有自己的区位优势和制度特点，还有德国的弗赖堡，城市较小，人口少，以老年人居多，城市功能就是以养老为主，工业城市就无法借鉴。各个城市有不同的职能和分工”。 

　　此次发布的《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整体不高，40个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高水准的城市中，城市宜居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这反映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道路还很漫长。”张文忠说，“一方面体现了我们的城市建设与老百姓的期望仍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则反映了随着百姓经济收入等各方面的提高，居民对于宜居的标杆、标准也在提升。” 

　　在吴硕贤看来，老子《道德经》中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可以为宜居城市规划提供哲学启示。“也就是说，在城市规划设计中，‘留白’的手法尤其重要，要注意留出足够的户外空间以及未开发、建设的土地和空间，并合理地加以分布。这些空间可以是山峦、湖沼、湿地、池塘，可以是森林、公园、果园、园林等绿地，也可以是田野和农地。它们具备防灾减灾的功能，可以作为城市泄洪储水的区域，并可补充、涵养城市地下水，也可以作为灾害发生时的避难地。这是创建生态、宜居城乡的题中应有之意和必要前提。” 

　　吴硕贤还强调，宜居城市建设更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包括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宜居城市建设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包括人文社会因素。” 

　　廖含文认为，当前，各个城市横向的宜居度比较，信服力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每个城市可以与过去的情况作纵向比较。“比如，人们现在关注的环境问题，可以从一段时间内的空气质量、绿色公园数量等指标变化来比较，从而推动宜居城市各项指标不断向前走。这可能也是专家学者们研究宜居标准体系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中国科学报》 (2016-07-01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