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扈永顺 龙涛    发布时间：2016-9-15 

孙九林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数据是跨地区、跨领域的，主要是国家投入的科研项目产生的数据。因为没有规定科研数据必须汇集到平台，我们需要通过运行机制将分散的数据收集起来，相比于林业、农业由主管部门汇集数据，我们的难度更大。”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九林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孙九林领衔的“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是首批经科技部、财政部认定的23家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之一。在他的带领下，该平台获得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入选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成就展和“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此外，他领衔攻关的遥感估产系统等四项成果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对于已经与数据打了30多年交道的孙九林而言，将数据资源服务于农业领域，是他在数据科研领域开拓的又一“荒地”。日前，在中国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院士论坛上，孙九林提出：要从源头保障农产品安全，就需要将全国几十万家农资终端门店构成一个网络，将种子、化肥、农药“业务流”数据化，使国家的农业投入品流通有据可循，为国家决策调控提供可靠数据支持，从而逐步实现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的目标。 

　　2013年，他带队制定了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跨平台专题工作方案，利用数据资源和信息技术，直接服务基层地方政府和农户，当年就达到了大豆增产、农民增收的目的。 

　　“搞科学研究要有兴趣” 

　　“我不喜欢别人称我孙院士，叫我孙老师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样大家是平等的。水平比院士高的人有的是，我特别佩服有知识的人，院里司机懂得很多，我就很佩服他们。”坐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孙九林院士对面，记者很难想象这位体型瘦高、精神矍铄的学者已近耋耄之年。 

　　1937年8月，孙九林出生在上海市松江县，因为生活过于贫困，他的几个哥哥姐姐被送人抚养，家里只留下他和一个哥哥。直到解放后哥哥参加工作了，家里才有钱将15岁的孙九林送进学校。由于父亲参加过地下党，几个哥哥后来也都参了军，受他们影响，那时孙九林的梦想是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升初中考试前的两个月，我晚上在蚊帐里点上煤油灯复习功课，把眼睛看坏了，几次验兵都因视力问题被刷了下来，要是当时进入部队，现在应该是另一种人生。”孙九林回忆说。虽然没能实现保家卫国的梦想，孙九林却以科学报国，成为数据科研领域开疆拓土的“将军”。如今，孙九林仍活跃在科研一线，还经常一个人拎着包坐火车出差。 

　　1959年，孙九林考入西安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大学五年间，他被多次派往发电厂等地实习。将理论知识直接运用到实践的学习方法让孙九林受用终身。 

　　1964年，孙九林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动能研究室。“搞科学研究要有兴趣，不能强求”。时任研究室副主任黄志杰先生的这句话，让孙九林至今难忘。现在，孙九林每年都会指导四五个博士生，这也成为他的教学准则。 

　　“孙老师对我们要求是‘粗中有细’，他对我们的研究方向没有过多限制，允许自由选题。但对博士毕业论文他现在仍会一个字一个字看，出差时都会带着，看得非常仔细。”2002年师从孙九林读博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地球数据科学与共享研究室副主任的王卷乐告诉记者。 

　　在特殊的年代，孙九林一直没有机会做与专业相关的工作。直到1969年底，孙九林等到了第一个项目建设。当年他随单位到湖北省潜江县中科院“五七干校”，期间被派遣主持潜江县引进国家高压电网电源工程。他带领2个大学生、20多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年轻人开始设计、现场勘探等工作。 

　　在安装变电站控制系统时，孙九林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因为在学校只学过原理图，施工工程图过于复杂，一时无法下手。县里领导知道后，决定请专业安装队来完成。考虑到电网以后的运行和管理维护，孙九林认为有必要带出一支技术维修队伍，他主动承担起这项工作。 

　　“县里投入了一百多万，整个工程已经干了两年多，如果控制系统一个线头接错，通电后整个电网都会烧毁。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孙九林回忆说，当时压力非常大，他吃住在工地，用了三个月时间，通过施工图反推到原理图，反复推演，最终圆满完成控制系统的安装，并成功为当地留下了一支维修队伍。 

　　通电运行一年后，省里评比，这一工程获得质量和安全运行全省一等奖。这是孙九林从事的与大学专业相关的第一个工程，也是最后一个工程，虽然工作后科研方向几经改变，但大学学习以及这一项目打下的基础让他获益匪浅。 

　　以国家需要为科研导向 

　　“还在五七干校的时候，很多同事通过各种途径离开走向新的工作岗位，我哥哥也在洛阳帮我找到了工作。但我感觉国家要发展，肯定需要科学研究，还是会需要人才的，我就没有离开。”孙九林说。 

　　1972年，孙九林从“五七干校”来到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所里安排他参加地图自动化项目，为绘图机、扫描机等设备制作电源，将几百伏的交流电通过整流、降压变成只有几伏或十几伏的直流电源，这对学强电专业的孙九林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任务来了，大家都不大懂，怎么办？我总感觉这是国家需要，就得做。”正是在“国家需要”的引导下，孙九林开展了众多开创性的研发工作。 

　　在制作电源设备期间，孙九林接触到了地理研究所从国外引进的计算机，学习了计算机本身的硬件系统架构、软件、代码等，这为引导他进入数据科研新领域打下了基础。 

　　1978年，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从上海买入了一套计算机，当时国产计算机体积大，占了200多平方米的面积，也没有人会安装调试和操作。委员会领导找到孙九林，希望他当计算机组的组长。“组里有几个老同志，也有插队回来的年轻人。大家都不懂计算机，我也只懂点皮毛。”孙九林说，他们当时去了有计算机的单位和计算机生产厂家，分工学习输入设备、内存、控制系统。80年代初，计算机成功运行，单位也有了一批计算机人才。 

　　1980年，正值国家开展国土规划，希望用计算机管理大量资料、数据、文档，这个任务落到了孙九林头上。“当时很多专家都说不要去碰这个事，国内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怕做不好有责任。” 

　　在国内，用计算机管理资源环境数据是一个新的科研领域。孙九林了解到，美国用计算机来管理银行账户。“既然能用计算机来管理银行账户，银行账户是数据，自然环境也是数据，我相信肯定行，就大胆答应先调研一下。” 

　　孙九林带领团队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调研，提出建立我国国土资源数据库的总体方案，并选择西南三省一市做试点。1985年，我国第一个国土资源数据库建成，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孙九林也成了国土信息系统的知名专家。 

　　“我总是有这么一个理念，做事情，如果都拿你懂的来做，那没多大意义。就应该做一些不太懂，但是有把握能做的。数据库、信息系统，都是从不懂做起来的。”孙九林说，90年代做遥感估产项目，他也不懂，但国家有需要他就一定要做。 

　　“现在遥感估产系统在国际贸易上起到的作用很大，美国一直在做全球的估产，比如预估中国大豆的产量，预测今年我国是需要进口还是出口，他该怎么控制市场等等。”在孙九林的带头攻关下，历时近5年，我国首个突破多项关键技术的多品种、大面积估产实用系统建成。 

　　孙九林研制实施的依托电话线路为传输线的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分布式信息系统，虽然被后来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所代替，但当时这是第一个实现分布式的信息系统。之后他还带队进行了国家农业信息系统和青藏数据库攻关等多项创新工作。 

　　让科研数据流动起来 

　　2002年底，在孙九林的主持下，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前身——“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开始建设。让科研数据共享、流动起来是孙九林的一大心愿。 

　　在孙九林看来，现在数据共享工作在很多方面仍需改进。“现在国家搞大数据、物联网、智慧城市等等，这些一定要做实。比如数据资源整合，要拿到对管理有作用的核心数据，否则智慧城市难有实效。”孙九林不无忧虑地说。 

　　2008年，科技部首次颁布《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暂行办法》，启动“973”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工作，数据汇交到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但该办法只是针对资源环境领域，并未推广到其他领域。目前国家投资的多个重大专项，并没有与之配套的科研数据管理办法和数据开放共享的策略。 

　　“我国投资几百个亿搞科研计划，这些科研项目大部分都要发表文章，大量的数据资源都被国外拿走了，说得更严重一点，国外不用花钱，就能了解我国的前沿科技，使用最新的数据资源。”数据流失是孙九林关注的大问题，他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对科研工作的评价主要是看SCI文章或是在国际上发表的高端文章，但是支撑这些文章的大量基础数据资料都必须提交给国外刊物。他希望国家能出台相关政策，构建一个大型的数据库，管理由国家投资项目所产生的数据资源。所有向国外杂志投稿的文章，作者需将数据备份到国家指定的数据中心或平台。 

　　“实际上，目前大部分科学家是支持数据汇交的，只要能解决他们关心的责、权、利的问题。”孙九林建议，“哪些数据是隐私的，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哪些数据是基础性的、公益性的，要把它们区分开。数据是由国家、公司还是个人投资的，都要进行分类分级管理。汇交数据还可按情况，设置保护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