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农民日报    作者：郑惊鸿    作者：2021-6-4 

　　编者按：在前不久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进一步强调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我国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的最早响应者、积极参与者、成功实践者、坚定支持者、重要推动者、主要贡献者，自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入选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以来，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取得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科技助力。值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立15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就科学研究如何助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专访了中心副主任闵庆文研究员。 

　　记者：农业文化遗产科学研究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闵庆文：记得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苑利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走弯路最少，所持科学理念最多。我认为，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特别注意吸收借鉴相关遗产保护的经验与教训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在一开始就是以扎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的。 

　　尽管包括农业历史学、农业考古学、传统生态农业、传统乡村文化等研究已经有较长时间的历史，但以系统性、活态性、动态性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是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同步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也属于典型的“任务带学科”。 

　　在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进步的背后，是十多年来不断进行的科学研究和丰富的成果。科研工作者及科研机构一直被视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参与者，与政府、农民、企业、社会组织及大众均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益相关者。经过十多年的尝试和完善，我国逐步建立起以政府推动、科技驱动、企业带动、社区（农民）主动、社会联动为核心的“五位一体”多方参与机制。科技成为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驱动力，对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进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科技支撑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科技投入不断增加，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科研队伍不断壮大，培养了一批致力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科技人才，涌现出数量丰富、实用性强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科技成果，建立了多个基础扎实、富有成效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和交流平台。 

　　记者：关于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科学研究，我们在国际上处于怎样的地位？ 

　　闵庆文：中国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的最早响应者、积极参与者、成功实践者、坚定支持者、重要推动者、主要贡献者，我们在多个方面实现了“世界第一”，比如拥有GIAHS数量第一，第一个开展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发掘，第一个发布国家级管理办法，第一个启动监测评估工作，等等，还有一个方面也堪称“第一”，那就是科学论文及著作的发展数量第一。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6月底，共有436个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科研项目，其中国际科技合作项目5个、部委委托项目44个、科学基金项目126个、地方委托及其他项目261个。在这些项目的支持下，共有702篇农业文化遗产相关论文得到发表。其中，得到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资助的论文数量45篇，得到部委委托项目资助的论文数量127篇，得到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数量195篇，得到地方委托及其他项目资助的论文数量335篇。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国家级、省部级科学基金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活跃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通过科学基金项目开展了大量基础性研究。统计结果显示，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国家自然和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计11项。 

　　在国家级科学基金的支持下，研究人员在农业文化遗产生态补偿、极端气候适应性、可持续旅游、生态足迹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随着对农业文化遗产关注度的增加，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省级自然与社会科学基金等为从更多角度开展农业文化遗产基础研究提供了支持。 

　　这些研究成果，有力支撑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综合应用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所开展的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系统服务及价值评估，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特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复杂性、恢复力与稳定性维持机制，农业文化遗产监测与保护效果评估，以及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生态补偿机制、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多方参与机制等方面，居于国际领先地位，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您多次强调，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需要建立新的研究范式，那么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闵庆文：以系统性、活态性、动态性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利用、传承工作，源自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倡议。因此，我就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例进行说明。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5个显著特征，这些也是其被认定的5个基本条件：一是农民目前仍在使用，可提供保障当地居民粮食安全、生计安全和社会福祉的物质基础；二是具有遗传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和景观生态价值；三是蕴含生物资源利用、农业生产、水土资源管理、景观保持等方面的本土知识和技术；四是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在社会组织、精神、宗教信仰和艺术等方面具有文化传承的价值；五是在长期人与自然交互中形成了独特的景观。 

　　例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在这一系统中，有青田田鱼这一传统物种，有“鱼灯舞”“鱼崇拜”等民间习俗，有稻田养鱼这一生态农业技术，有田鱼干炒粉干这一特色饮食，还有山地森林、梯田、水系、村庄构成的复合景观。 

　　再比如，位于云南红河州的哈尼梯田，是我国唯一兼具世界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荣誉的项目。在那里可以看到梯田紫米与红米等重要物种资源，梯田维护、病虫防控、水资源分配与管理、稻田养鱼等生态农业技术，森林崇拜、长街宴、哈尼四季生产调、乐作舞等民俗和民间文化，蘑菇房等传统居所以及森林、村落、梯田、水系组成的复合生态结构。 

　　显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类具有社会、经济、自然特征的复合生态系统。这一类系统性遗产具有“五位一体”的复杂性结构，即包括农林牧渔各业产业结构、投入产出、农民收入等在内的农业经济子系统，包括水土气生等农业自然资源及其管理、农业及相关生物多样性、水土气环境质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乡村生态景观等在内的乡村自然子系统；包括乡村聚落、乡村治理、民俗文化、宗教信仰等在内的乡村社会子系统；包括物种繁育、农田管理、产品储藏、产品加工、灾害防控等技术与传统知识等在内的农业技术子系统；以及包括重要物种资源、技术与文化等的历史起源与演变等在内的农业历史子系统。 

　　因此，交叉与融合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最大特点。农业文化遗产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于一身，兼具社会、经济、自然多重特征。这还只是系统自身的一些特点，而对于其保护和发展，因为大多处于重要生态功能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与文化资源丰富地区，其保护与发展就需要协调多种关系，需要经济学、生态学、管理学、文化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 

　　记者：今年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立15周年，您可否介绍一下15年来的主要工作情况？ 

　　闵庆文：因为自2004年就参与中国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申报和全球环境基金项目的申请工作的原因，15年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就确定了“以农业文化遗产为突破口”的发展思路。 

　　在中心主任李文华院士的带领下，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家基础性工作专项课题、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公益性行业专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以及部委和地方委托项目的支持下，我们围绕重要农业种质资源、传统生态农业模式的机理、多维度的价值评估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分析等方面，开展了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生物与生态作用机理研究；围绕自然-社会恢复力的文化聚集、社会组织、产业发展和利益共享机制，自然-社会适应性的社会结构、权利分配与行为决策机制，可持续保障社区福祉和居民生计的动态机制以及社区响应机制，以及社会生态系统多稳态、非线性、不确定性、整体性以及复杂性机制等，开展了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社会与经济机制研究；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演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遗产系统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规律、投入产出过程以及社会生态耦合机制，自然与人为胁迫因素对遗产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的影响，以及遗产系统的稳定性、恢复力、适应性以及可持续性评价等，开展了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对于自然与人为胁迫因素的响应机制研究；以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为切入点，围绕生态补偿为核心的政策与制度保障，以农户及社区生计提升为目标的政府、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管理机制构建与实践，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为重点的动态保护机制构建，以生态与文化资源承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为重点的保护途径探索等，开展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15年里，我们共出版研究专著与论文集30余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0余篇。据有关专家依据2006-2019年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240篇学术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分析结果，我们团队所发论文数占论文总数的一半以上，高居各研究机构之首。 

　　此外，我们还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各类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十余份，协助有关管理部门和遗产地编制保护与发展规划和保护与管理条例；担任了联合国粮农组织GIAHS指导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成员，推进国际合作；建立农业文化遗产院士专家工作站，发起成立了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会、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研究分会，并建立了年度学术交流机制，围绕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地理标志产品开发等主题组织专题性学术交流活动；主编面向公众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列读本》、面向儿童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故事绘本》，策划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专栏、专辑、展览、音像作品，开展各种类型的农业文化遗产科普活动；培养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50余人，大多已成为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中坚力量。 

　　记者：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虽然时间不长，但进展很快，您可否展望一下未来的发展趋势？ 

　　闵庆文：针对农业文化遗产这一特殊遗产类型的理论研究，应当重点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重点研究：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阐释与类型划分，起源及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经济、生态、技术、文化与景观特征，结构、过程与功能，要素关联性与关键要素识别，稳定性、恢复力与可持续性，极端条件下的自适应性及阈值，濒危性与胁迫因素，动态演变与驱动因素，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全球化和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演变趋势等。 

　　针对农业文化遗产这类系统性、具有生产功能的活态遗产的保护研究，应当重点回答“为什么保护”“保护什么”“如何保护”“谁来保护”“如何评价保护效果”等问题，重点研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关系，农业文化遗产普查方法与保护重点，认定标准与申报书和保护与发展规划编制，关键要素识别与保护，核心区域划定与保护，政策融合与政策设计，制度建设与管理体系，遗产保护补偿机制与生态和文化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品牌建设，特色、生态与功能性农产品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资源产业发展，旅游资源潜力与可持续旅游发展，文化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多方参与和利益分享机制，监测体系构建与保护效果评估，重大国际合作，重要国际公约履约等。 

　　无论研究者的背景是什么，也无论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应当准确把握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内涵，牢固树立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系统性、复合性与动态性等基本特征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应用基础学科特点和交叉学科特点，充分吸纳农业历史、农业生态、农业经济、乡村社会、农业民俗、文化地理、农业政策、资源管理、区域发展以及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乡村景观、乡村旅游、文创产业、生物产业、农产品加工、食品加工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学科体系与研究范式，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学的发展。 

　　还有一个方面也很重要，就是农业文化遗产的科普宣传。总体而言，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潜在价值和保护重要性与紧迫性并没有为人们所充分认识，全球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品牌价值远没有得到实现。 

　　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但我们已有很好的积累，未来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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