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勤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963年夏秋之交，我从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就在黄秉维先生指导下研究中国自然区划，那时，我不足23岁，还是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当年大约11月，自然地理研究室副主任杜炳鑫先生通知我到北京科学会堂集中，为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工作。并告诉我同去的还有马境致同志，给我的任务是协助黄秉维先生的业务工作，而马境致同志则是黄秉维先生的秘书。我草草收拾了一些自己认为要用的书和资料，第二天就到友谊宾馆北配楼报到。

　　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前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是筹备一个大型的区划成果展览。为此要对原有的区划研究成果进行修改订正，并把它们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表现出来。参加自然区划修改订正工作的有黄秉维、程纯枢、文振旺、曾昭顺、陈梦熊、汪安球等老一辈的科学家。当时，黄秉维先生经常连续工作到临晨，还经常召开会议，遇到疑难的问题就请有关的科学家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在这种场合我多是做会议记录。准备工作从头年深秋直至翌年春天，延续了3个月，京外的老先生都没有回去过元旦。元旦的早餐桌上，文振旺、曾昭顺等先生，文振旺先生的助手臧双和我坐在一起互祝节日问候。早餐后又接着工作。黄秉维先生更是夜以继日。为了对全国自然区划东北西部的界线进行修改，他请来土壤研究所蔡风歧、蔡伟奇等到过现场的年轻同志发表白己的看法，黄秉维先生把地图平铺在地上，一丝不苟地认真核对修改。这种不耻下问的精神，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也给我很深的教育，几十年来我一直都记着那难忘的场面。1964年初春，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展览也同时正式举行。科学会堂一层的会议室临时改为展室。展品十分丰富，从自然区划到农业区划，从各要素部门区划到综合区划，从县级的区划到全国区划；有江苏省的全套农业区划，还有广东省东莞县的全套农业区划，大幅地图和各种出版物把展室布置得满满的。那天下午，我值班负责守卫展厅大门。李富春、谭震林副总理，张劲夫、竺可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以及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先后来参观了展览，给予很高的评价。至此以后，中央成立了农业区划委员会，挂靠在农业部，有关区划研究工作正式在全国开展起来。1965年3月，黄秉维先生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论中国综合自然区划》一文。凭我个人的直觉，这篇文章就是黄秉维先生在1959年区划工作的基础上，为这次准备会议的研究工作做总结。它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自然区划划分的目的、依据、方法、结果，以及区划结果应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以后，地理研究所决定在甘肃选择一个适当的地区开展农业区划研究。1965年2月9日，自然地理研究室副主任汪安球先生通知我准备去兰州，2月11日于强副所长就找黄勉先生和我谈话，给我们交待的任务是向甘肃省有关方面介绍河北邯郸区划的经验，促进地理研究所在甘肃开展区划工作的落实，包括组织落实、计划落实和工作落实。就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他详细地讲了他的意见。他让我们先行到兰州联系，与甘肃省科学技术委员会金仲华主任接洽，并要去听取施雅风先生的意见。2月12日黄秉维先生又从业务方面出发给我作了详细的指示。他从河西走廊的气候、作物，谈到土壤、动物。他指出，河西走廊的土壤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不仅资料少，而且在方法上也有过粗的问题，如不能仅仅用水溶性氮的多少来评价土壤的氮含量，对土壤含盐量也注意不够。他指出，为了使区划成果能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必须与研究农作物、研究农业土壤的同志合作。他还说，河西走廊的土壤问题也很复杂，可以逐步搞，一个一个元素研究。就土壤的氮磷钾而言，河西走廊的氮是主要的，磷虽有些问题，但含磷不低。土壤的钙含量多，在土壤pH值高时，钙与磷结合而难溶于水，无法利用。钾缺得不多，但受钙、钠含量的影响。水溶性氮在土壤中不会保留太长时间，河西走廊春天温度上升快，使土壤中的氮含量也表现不足。2月14日我们到达兰州，受到甘肃省李副省长的接见，和各单位联系接洽十分顺利。2月27日我们回到北京并向所领导汇报。2月14日黄秉维先生又一次找我谈河西走廊的区划问题。他指出，在河西走廊做工作不研究水的问题是说不过去的，将来完成的区划成果应该是自然和经济方面的同志反复讨论的结果。3月初，黄勉、傅肃性和我作为先遣人员再次到达兰州。4月初黄秉维、邓静中、杜炳鑫先生到达兰州，并确定对河西走廊进行预察。这是我第一次跟随黄秉维先生到野外去考察。在甘肃省委接待处弄到一辆苏联生产的“嘎斯69”，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吉普车了。但是，车窗很小，坐在车里面看不清外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