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勤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黄秉维先生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开拓者，是我国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是继竺可桢先生之后，我国地理学界的师表风范。黄秉维先生为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了71个春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给我国地理学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黄秉维先生生命最后的几年先后几次住院治疗，基本上是在与病魔抗争中度过的。尽管他晚年身体一直不好，但仍然不断为地理学的发展继续操劳，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黄秉维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高瞻远瞩，抓住国际学术界显露出来的苗头，经过深入思考，条分理析，1996年3月9日至10日，他发起、组织了香山“陆地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3月21日亲自召集课题设计会，会上他从陆地系统科学谈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出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不能只从全球变化考虑，要落实到地面，不仅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还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并把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因此，首先要进行的一项工作是搞一个区域框架，从自然入手，考虑流域和大的矿区。自然区划主要还是首先按照温度、水分，下一步是按照土壤、地貌进行划分；经济区划是随时变化的，我们的目标是朝向40～50年以后，应该分出不同的时间顺序、层次来。还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能泛用，要有可操作性，要做理论方面的工作。可持续发展应该有一个先后顺序，重点可以放在农业上，但是也不能忽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可持续发展还应该首先要考虑到下一代人的需求，以50年为目标，走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前面，工作才有用。随后，他先后发表文章，提出在中国开展陆地系统科学研究的新思想，全面论述了地球系统科学是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深刻地揭示了当今地理学面临的全球环境变化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和关注。然而，黄秉维先生为此而思考却大致开始于1995年前后。在长达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与陈述彭、章申先生等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磋商，深思熟虑后才正式提出他的研究设想。在发表文章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力量进行这方面的预研究。为了使预研究和正式的研究逐步步入正轨，黄秉维先生在我们预先编写的草稿的基础上，先后修改或亲笔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等相关单位写出了项目的立项建议书。每一份建议书都渗透着他的心血，都几易手稿，最多的一次前后改了7次之多。为了使立项建议书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可，还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瑜宜等相关领导写信，反复阐述开展陆地系统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一段时间，他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经常在晚上9、10点钟给我打电话，就一些问题征求我的意见和看法，安排第二天的工作，而第二天凌晨6点钟左右又接到他的电话，告诉我稿子(信)刚刚写完，现在请人带到所里，然后他才开始休息。但由于还有许多活动需要他到场，中午前后不得不又派车去接他。就这样，他每天只能休息3、4个小时，就接着工作。实在困了、乏了，有时也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靠一下，打个盹。每到这种时候，眼看着黄先生为地理学操劳，尽管有事，我们也实在是不忍心去打扰他。　 

 

　　“陆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是黄秉维先生晚年最重大的行动。他充分认识到，陆地系统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是由于可持续发展在人类前途上的重要性所决定的。而历史进程已经达到这样的境地，人类不能再忽视可持续发展问题。香山会议之后，在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关心下，他亲自组织杨勤业、张丕远、陆大道、葛全胜、张雷等组成预研究小组，对“陆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开展了为期一年的预研究，亲自修改了并部分重写了预研究总结报告。随后中国科学院批准“陆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项目负责人陆大道)作为中国科学院重大B项目，从1998年开始执行。此后他一直关注着这一课题的进展。 

 

　　1997年以后，黄秉维先生的身体日渐衰弱，不得不多次住院治疗。按照我手头上不完整的记录，1997年9月1日因前列腺病变住院，9月3日手术，9月4日出院。住院4天就回家开始工作。当年12月17日因感冒引起肺部感染，住进西郊温泉胸科医院，其间，曾高烧到39.8℃，但是凭着顽强的意志，黄秉维先生挺了过来，直至1月7日出院回家休息，前后20天。1998年的冬天，他还亲自带我和吴绍洪一起南下到广州去研究综合自然区划中多年来存在争议的南亚热带界线问题。1999年9月3日，因眼疾再次住进了医院，同月14日出院。但遵医嘱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看书。“探索陆地表层格局、过程及其关系的自然地理学”一文(见：《地理学 发展与创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伴随共和国成长的五十年》，科学出版社，1999)的后记中有“本文最初由郑度、李秀彬起草，杨勤业进行了补充、修改，后按黄秉维意见送请张丕远、唐登银、项月琴分别修改并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本文编写时，黄秉维因眼病住院手术治疗，术后医生又瞩勿多看书，未能参与全部讨论和执笔，只在写作后期提出了不少重要意见，并修改了部分文字。最后由杨勤业整理成文这样一段文字，是黄秉维先生口授，由我记录的。它既反映了当时黄先生的身体状况，也是他实事求是一贯作风的真实写照。尽管身体不好，但他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研究工作也没有一刻停止过。

 

　　2000年是黄秉维先生生前的最后一年，也是最繁忙的一年。一方面“陆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由于种种原因，进展得并不顺利，他为此非常焦急和不安。多次让我安排他与相关同志见面，千方百计推进研究工作，希望研究工作能够获得满意的结果；同时，还有许多新的工作等待他去完成。在我的记录中，每个月都安排得很满很满。1月，中央电视台在所内、在他家里和京郊外景地拍摄电视片——大地之子黄秉维。这是一件耗时耗体力的事，他接受采访，到外景地去，只要是拍摄需要，他积极配合毫无任何怨言。电视台的编辑、记者和摄影师都非常感动，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配合的老院士”。电视片播出后，导演还另外写了两篇介绍黄秉维先生的文章分别发表在《国际人才交流》和《人物》杂志上；2月，同意为百名《院士丛书》写一本科普书，并审阅提纲。倡议并提出“加快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项目的建议，在国家水利部正式立项；3月，水利部前部长杨振怀来所看望黄先生，并通报了朱镕基总理的批示，“正确估计森林的作用问题”再次提到研究日程上，在所领导的积极支持下正式立项开展研究；4月，参加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创新项目的评议和创新基地研究员的评审；5月，参加全国政协钱正英副主席主持召开的西部开发与水资源问题研讨会，在会议上黄秉维先生再次就森林的作用问题发言；6月，参加院士大会；7月，接待美国学者贝利；大致从8月开始黄先生患风疹，体力日渐衰弱。9月29日我带着他的两位研究生去见他，他就他们的研究方向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未曾想到10月1日凌晨1点多钟，我突然接到黄先生亲自打来的电话，因感冒呼吸困难，半夜住进医院。10日病情开始恶化，迁入监护室抢救，13日已经不能自主呼吸，不得不用上呼吸机，其后再也没有能够开口说话。10月22日中午开始又一次抢救，经过各科主任会诊，直至晚上才稍有好转，但内脏出现了衰竭，仍然一直处在极度危险的境地，白血球时高时低，极不稳定。尽管如此，他仍用手写便条的形式，表达着他的思维和关切。在这期间，黄秉维先生两次给我写便条“杨勤业同志请来一谈”。其实我就在病房外等候。一次是11月13日，当我走进他的病床前，问他需要什么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后问到是不是要知道课题的事，他轻轻地点点头。当我仔细地给他汇报了关于森林的作用课题，汇报了“陆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方方面面情况后，他才安详地休息。另外一次是要了解他自己的病情。我实情相告后，他才稍微安静。11月16日病情似乎稍微稳定，他提出来要听收音机。有了1997年冬天住院的经验，我们一直相信他会最终战胜病魔，慢慢康复。因为11月26日我要出访美国，11月25日我去看望他，给他讲述这是出访的任务，讲贝利的研究工作，他仔细地听着。我希望他安心养病，祝他早日康复，等我回来再给他详细汇报出访的情况。他微微地点点头表示赞同。我们一直认为黄秉维先生一定能从病魔中走出来，重新带领我们向地理学的高峰攀登。因为他还有许多没有做完的工作等待他去完成，中国地理学非常需要他继续引导领航。然而12月8日上午11时48分，在经过与病魔顽强搏斗了一段时日之后，黄先生太累了，尽管他的子女和晚辈都守在他的病床前，轻声地呼唤着，希望他再睁一下双眼，老人的眼睛始终没能睁开，却见眼角上流出了泪水。直到生命的这一刻，他依然是清醒的，他以自己安静的方式告别了家人，告别了这个世界，他永远离开了热爱他的人们。面对生命、面对死亡，黄秉维先生表现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坚强的科学精神。我们在大洋彼岸得知这一噩耗，心情难以言表。匆匆结束在美国的访问回到北京，见到的只是已经到另一个世界的黄秉维先生安详地躺在鲜花翠柏丛中。我已经无法向他汇报出访的结果，再也听不到他的谆谆教诲。我曾与黄秉维先生朝夕相处，从60年代大学毕业后就在他身边工作，前后将近40年。曾经和他对弈厮杀，看着他上台协助魔术演员表演，而更多的是讨论问题，聆听他的教诲。而如今先生已去另一个世界，实令我悲痛至极。欣慰的是他身上覆盖的那面党旗告诉人们，黄秉维先生将永远活在热爱他的人们的心中。他对中国地理学的卓越贡献以及在治学、工作和为人等方面的师表风范，将永远被后人学习、传颂。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人们前进！（作者写于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