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彬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就像产业的发展一样，专业化是主流。学科越分越细，分工越来越明显。学科细化有许多优点。道理很简单：只有定位明确，集中精力于一个焦点，才能掘得深，挖得快。学科的发展，包括学者个人的发展，非专难以成就事业。　　

 

然而，也有这样的学科，像地理学，把“综合”而不是“分析”确定为自己的使命。这看起来与学科发展之大势相悖。于是，地理学面对着两难处境：综合需要广博，同时又不失学术的深刻。然而人的精力有限，难以做到既广且精。许多人虽苦苦耕耘，却鲜有所获。有一种说法，不到50岁，没有资格成为地理学家。于是，许多矢志于地理学研究的年轻人逃跑了，转行从事其他学科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组建新的地理研究所。当黄秉维先生接到竺可桢副院长约请他出任所长的信时，起初他“断然”拒绝。据他本人回忆，当初之所以拒绝，就与这“综合”的难度有关。是否“断然”拒绝，黄先生在晚年回忆此事时已记不大清楚，但我们所确知的，是他最后选择了迎接挑战。　 

 

其实，真正的挑战来自于地理学所研究的问题。地理学关心地球表层的自然界，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复杂是这些问题的共同特征。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一因多果，或者一果多因。在这个领域，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推论，往往会遇到麻烦。如今人类遇到很多的环境问题、灾害问题，例如洪水、例如沙尘暴，这些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说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又在多大程度上说是大自然的规律使然？我们说不清楚。我们在上游或者上风地区种树，为的是保持土壤、减少侵蚀，没有想到也同时耗尽了那点可怜的雨水，使江河断流、使下游的城市地区更加干渴。在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中，与森林有关的强调林的重要功能，与水资源有关的强调水的重要作用，为的是本部门、本组织在生态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干更多的事情”；然而好的愿望，却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归根结底，大自然是整体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显然，学术专门化的发展是难以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有人针对目前学科分化的现状，戏称：“专家属于这样一些人，他们对越来越小的问题知道得越来越多，直到对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一清二楚。反过来，从其他专家的角度看，他对本领域以外的问题却一窍不通。”看来，现实需要综合，需要从多学科不同视角、全局和局部各个层面、宏观和微观各种尺度考虑问题。然而综合既然遇到悖论，学术研究究竟从何入手呢？黄秉维先生几十年的地理综合研究，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面对复杂，需要积累。人们都熟悉王国维的做学问三境界：其一，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其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其三，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熟悉黄秉维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钝端学科说”。他说，地理学不像数理化等尖端学科属“钝端学科”。按照这一“钝端学科说”，王国维的第一境界只适合尖端学科。对于地理学，不存在直上高楼或山顶的捷径，只能沿着盘山小路，弯弯曲曲地向上跋涉。他形象地说，我们绕着山盘了一圈，可能只跨上了一根等高线。然而，没有这样的盘绕，如何做到广博？没有这样的跋涉，如何做到精深？　

 

面对复杂，需要分清主次。先生常与人谈起毛泽东的《矛盾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矛盾论》主张抓主要矛盾。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摘自然区划，70年代搞农田生产潜力，都堪称综合研究的经典之作。在这些工作中，贯穿着一个“抓主导因素”的原则。自然界的空间分异因素错综复杂，然而50年代的自然区划有一个主要目的，那就是为农业服务。于是温度和水分条件，就成了主要指标。农田生产潜力的大小，影响因素很多。然而，环境条件影响作物的生产力，符合“木桶效应”。找到那根最短的木板，然后再寻次短的木板，估计的生产力水平便接近实际。这种“在综合的指导下分析，又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的思维方式，贯穿着先生地理学综合研究的始终。　

 

面对复杂，需要新的视角、新的方法。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都能引起一个学科革命性的发展。一是这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价值被其他学科发现并广泛运用；另一个是这一学科所提出的学术问题引起其他学科学者的兴趣，并参加进来攻关。不拘泥于地理学，广泛涉猎、博览群书是先生为学的一大特点。用先生的原话说，“英雄莫论出处”。早在20世纪60年代，先生提出自然地理学的三个方向：引进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地球表面的空间过程，以深入认识自然界的地理差异。90年代，在“地球系统科学”的观点出现不久，先生即敏锐地洞察到它对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和对地理学发展的意义，倡导地理学者积极参与“陆地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然而，先生也明确地指出，进行这一科学研究，地理学必须要拥抱其他学科，“地理学不可能独打天下”。这一次，先生求教的是经济学。因为，陆地地球系统科学的核心是人地关系，而对人地关系的解释离不开研究人类选择行为的理论和方法。这一次像60年代三个方向的倡导一样，我们又看到了先生的远见卓识：在最近进行的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第二阶段规划中，整合出一个新的核心计划，名字叫做“陆地人与环境系统”(THE)，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面对复杂，需要争论。真理越辩越明，这个道理看似显而易见，然而行出来却并不像说出来那么容易，因为我们习惯于把学术与伦理和价值判断纠缠在一起。环境和生态问题大都十小复杂，我们往往重视了一面而忽略其余。于是，在这个领域中常常出现片面的“神话”横行天下，误导大众视听和政府决策的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森林的水文和气象效应。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起的关于确切评价森林作用的公开争论，成为在环境和生态学界以及有关管理部门流传了20多年的佳话。先生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科学态度，在中国的学术界是难能可贵的。有趣的是，20年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召集了一次有关森林水文气象效应的学术研讨会，会议总结梳理了关于森林的若干“神话”与现实的背离，会议发起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忧虑与黄秉维先生在20年前的忧虑不谋而合。“神话”仍然在不断出现，如果各种学科不同观点都参与争论，那么一个立体的逼真的因而也是综合的图像就会呈现出来。那是对学术、对大众、对国家，乃至对整个人类都是有利的。　 

 

面对复杂，需要组织队伍联合攻关。一个人单枪匹马搞综合研究，精力有限，难以做到既广且精，一个队伍就不同了。大型工程需要大部队来完成，比如登月计划和两弹一星。然而，地理学综合研究与这些技术性很强的大型科学工程还不一样，主要是没那么具体明确；而且，地理过程往往不能模拟或者实验不可重复，观测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因此队伍中的成员需要长期合作。先生从50年代起即长期担任地理研究的领导工作，对于如何构建队伍有很多想法。在晚年，先生经常谈起美国地理学家W.Wolman的l5人队伍说。这个队伍的成员长期交流切磋，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目的，又有较明确的分工，能指臂相使，具有观微知著、一举反三的本领。在科研体制以生存为主导的今天，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还是一个梦想？先生说，建立这样的集体是他的一个心愿，言谈中带着些许无奈。先生的心愿是寄希望于后学的，而后学所需要的，显然是先生那知难而进的精神。（作者写于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