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秉维先生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地探索着我国地理学的发展方向，开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科领域，为我国地理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黄先生的学术思想中，最突出的是他始终强调地理学的综合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黄先生就在地理科学的发展规划中，强调了“根据物质不灭、能量守恒的原理，开展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过程研究并加以综合”的指导原则。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为此而相继开展了地表热量与水分平衡、化学元素迁移和转换以及生物地理群落等基础性研究，即地理学三个新方向的研究。按照黄先生的设计，是要在这三个方向上将不同尺度的区域研究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80年代以来，黄秉维先生根据钱学森关于“要为中长期计划的需要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综合研究地球表层中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组成的开放复杂的巨系统”的倡议，多次提出要在中国开展陆地系统科学研究的思想，强调地球系统科学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它的重要性乃由于可持续发展在人类前途上的重要性，关系到中国地理学未来的发展。他认为，与人类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界不是一个面，而是一个层，即他所说的地球表层。在此层中的事物互相关联，形成一个巨系统。因此，要用系统、工程系统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一巨系统。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工作的重心是要揭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及所应采取的对策”。为了实现他的研究思想，他提出了一些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在黄秉维先生的强调和指导下，相当一部分地学工作者开始对地球表层科学作初步的理论探讨。

　　90年代中期，黄先生曾经促进了在香山召开了关于陆地地球表层系统问题的讨论会的召开。之后，在黄先生的努力下，中国科学院将“中国陆地表层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科研课题进行了研究。我曾经有幸担任此项研究的组长，他老人家被聘请为该项目的顾问。在这个项目实施过程中，他老人家多次找我们几个主要成员谈话，经常强调：各个分支学科的学者共同研究课题，并不一定就是综合了。多学科研究不是综合研究，要跨学科研究的融会贯通。只有学科之间的交叉才是真正的综合研究。他要求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研究成果和看法，真正做到融会、交叉，使综合性的地理学问题得到科学的解释。

　　在他老人家的晚年，黄先生极其深刻地洞察了国内外地理科学发展和国家发展的需要提出的问题，特别地重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结合。他认为，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加深，地理学家要愈来愈多考虑到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他指出，在了解地球表层的基础上，能相当肯定地推广人为措施对一个客体施加影响，会对其他客体产生什么影响；对一个地区施加影响，会对其他地区产生什么影响；今天的措施会在明天、后天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可以同时采取不只一种措施，可以先后相继采取不同措施；但采取措施，不能只从科学技术着眼，还要适合社会经济条件，还要分析社会经济效益，要进一步对自然与社会经济的现象、过程力求知其所以然。他非常肯定地强调，“就我看到的一些工作来说，主要缺点在于缺少将人文现象与自然现象结合起来。”为了能够更好地指导地理学的综合研究，他老人家在去世前的两三年中，还拖着虚弱的病体，孜孜不倦地研读“现代经济增长”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名著。边读边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他自己的评论。他为了帮助我在学术上继续成长，审阅了我写作的两本理论著作，指出了书中有若干不足之处。例如，90年代初我写作《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时，由于我工作不细致，加上我外文文种的限制，在阐述外国学者关于产业结构阶段论时，引用了罗斯托于1960年提出的产业结构阶段特征。当时罗斯托提出的是五个阶段。黄先生指出，我在书中关于罗斯托产业结构阶段论没有引用他最新观点。他说，罗斯托在1971年 提出了六个阶段，即在“大众高消费时代”之后，增加了第六个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特点是不同于第五个阶段的。这件事反映了我的工作不深入。关于我的英文问题，他老人家希望我抓紧学习，尽快地掌握这个重要的“武器”和手段，这体现了他老人家对我的期望和关心。关于我研究工作理论成果的评价问题，在1997—2000年期间，他老人家多次找我谈心，嘱咐我尽快写出我研究工作的进展和说明材料。2000年我在5月和7月曾经向黄先生写了两稿，黄先生提出要修改。并说：修改好了，他写几个字，转给所内几位院士看看，让他们知道。第三稿是2000年9月28日写好送交他老人家的。不几天，他老人家就病倒了。他老人家对我的关怀和操心，我将终生不忘。（作者写于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