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自1958年秋我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至2000年末的42年期间，有幸在黄秉维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学习和工作，与他有稍多的接触，亲聆他的许多教诲，也算是对他有一些了解。现仅追忆点滴事例以缅怀黄先生严谨治学、为人师表的高尚风范和献身科学、服务祖国的博大胸怀。

　　一、引导跨入科研门槛

　　20世纪50年代黄先生提出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三个方向，并在自然地理室建立了相应的三个学科组。他对我们年轻人也着重要求补充所欠缺的专业知识，逐渐拓展我们的综合研究能力。黄先生认为西北干旱区植物种类相对简单，植物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也比较容易分析。所以，我来所后分到生物地理组工作的第一年，就参加中科院治沙队对准噶尔盆地库尔班通古特沙漠进行综合考察，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掌握有关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随后，又安排我到南开大学生物系进修学习有关植物水分生态生理方面的实验方法和技术，结合西北地区水分平衡的科研任务，在民勤治沙站开展植物蒸腾的观测试验研究工作。通过综合考察，对植被与自然环境各要素的相互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在定位试验观测中又加深了对自然地理过程的认识。这些都为我后来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工作打下较好的基础。在1979年他为我到国外进修学习所写的一封推荐信中，提出我应当更好学习有关科学试验的新发现，了解学科新进展，掌握与熟悉新方法，在深入的基础上拓宽研究的视野。

　　60年代末，我们进行珠穆朗玛峰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的总结工作，黄先生亲自为我们翻译德国地理学家特罗尔《热带山地及其气候与植物地理三维分带》一书(德文版)的部分章节。他审阅了我们关于珠穆朗玛峰地区自然分带的论文，提出修改文稿的许多有益建议。70年代他对地理所开展自然地理理论研究的建议中指出，要在一定范围内根据事实资料进行理论总结，结合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高海拔地域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规律。对青藏高原自然区划研究工作，他提出要注意高原自身的特点，不宜搬用低地的规则；他强调地形的作用，并要我们探讨解决高原山地区划中代表基面及其海拔高程等问题。

　　黄先生在1989年IGBP中国国家委员会的一次发言中，根据青藏高原幅员广、海拔高，长波辐射在地表辐射平衡中占有重要分量，地面又较干旱，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较小等特点，认为青藏高原对“温室气体”作用的反应会比其他地域灵敏，当能较早地“没春知秋”，应在研究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青藏高原的研究工作证实了他的判断，即青藏高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强烈，突出地表现为气温变化振幅大，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

　　二、学术氛围宽松民主

　　1998年在《黄秉维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他谈到在20世纪30年代和李四光先生一起在庐山看冰川地貌，彼此意见不一致。他说：“李先生那时已经是一个很著名的学者，我们在那里反对他，怀疑他，他还是非常的客气，所以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在黄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倡导学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例如，关于热带北界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争议，黄先生主张需要很好讨论，“不论能否取得一致，都应各述己见，求同存异，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90年代初黄先生收到《地理科学》编辑部寄来任美锷与曾昭璇先生“论中国热带的范围”的文稿，虽然和他的观点不同，但他建议刊出。他还把“关于热带界线问题”的第一节——国际上的热带、亚热带定义的初稿曾分别寄送编辑部和任美锷先生，说明黄先生学术上的民主作风和宽松的科研氛围。

　　黄先生很平易近人，我们在科研工作中遇到问题有机会也向黄先生请教，他很乐于谈他的看法，启发我们如何深入进行探索。他鼓励我们年青人发表各种观点和意见，即使我们的看法有错，他也耐心地加以启发和引导。同时也认真听取年青人的一些好的见解，如80年代初林振耀等从气候角度将青藏高原划分出高原寒带、高原亚寒带和高原温带，黄先生审阅他们的论文并加以肯定，随后他在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纲要中也予以采用。后来我和黄先生讨论青藏高原的自然区划时，建议可以将高原寒带略去而并入高原亚寒带，他也表示同意。

　　90年代黄先生提出开展新一轮的中国自然区划工作，张新时先生建议可以申请跨学部的重点基金项目。在一次关于区划的座谈中，张先生提出用生物群区(biota),黄先生则建议用生物物理(bio-physical)，指生物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区划。我考虑前者偏于生物本身，后者易与微观的生物物理混淆，遂建议用生态地理区域系统，包括生物与非生物两大类要素，黄先生鼓励我们组织申请这一项目，也同意这种提法。